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军，他们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支柱，不畏生死、英勇机智，灵活机动，不拘一格，采取各种斗争方式，以弱制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创造了一幕幕惊心动魄、丰富多彩的中国人民抗日传奇。
顺着张家口大境门往北，就是崇礼县。早在“七七”事变前，地方政权就被日本人和汉奸控制。日本人派井野毛一郎出任伪县政府“指导官”。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真是名如其人，浑身上下长满黄森森的瘆人毛，就是一个不开化的野兽。这家伙“指导”他手下的日本兵和汉奸欺压百姓、烧杀抢掠，经常在他居住的门口挂上中国人血淋淋的人头。当地人民对他无不恨之入骨。
1937年8月的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当地爱国青年乔廷瑗、赵祥春、赵祥云、李俊发、田兴等十余人聚集在啕喇庙小学一间茅屋内密谋制定了一个除奸计划。一周后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作恶多端的大汉奸、啕喇庙伪警察署署长王耀光被刺身亡。县政府日伪人员吓得丧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井野毛一郎气得暴跳如雷，浑身黄毛倒竖，下定决心要查明是谁杀了王耀光。他用低沉、生硬的中国话下令：“通知警备队做好准备，明日前往啕喇庙村！”井野一行在此坐镇十几天，没有查到丝毫线索。这只没有人性的疯狗，整天咬着牙，瞪着血红的双眼注视着啕喇村。村里的人们惴惴不安，他们预感到一场血腥的报复就要开始了。
乔廷瑗等十几位爱国青年为了群众免遭危险，再次聚会协商对策。青年们一致认为：“不能再等下去了，越等群众遭受报复的危险就越大。”
“对，不能再等了，敌人会狗急跳墙的，我们来个先下手为强。”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当过小学教师的乔廷瑗怒目圆睁，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提前下手杀掉井野毛一郎！”大家齐声赞成。
这时候始终还没有说话的田兴缓缓地站起来，双手做出大让家安静的姿态：“大家先别急，杀井野毛一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他的门外站着一分钟也不离的荷枪实弹的伪警察，门内岗哨分布又密，我们应该想一个万全之策。”于是，青年们冷静下来，依据平时对井野毛一郎警署周边情况的观察，很快作出一个完整的行动方案。
8月14日子时，天黑得伸手不五指，十几个青年敏捷地翻越警署的院墻。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赵祥春负责，解决警卫的武装，一路由乔廷瑗带领，让警署雇员李连祥做向导袭击井野。
井野的警卫还没叫出声来，便被赵祥春等人迅速扑倒捂住嘴下了枪。乔廷瑗等快步向西冲进井野的住处，在门外就听到屋内酣声如雷。井野正沉浸在美梦中，可惜他没梦到自己已经死到临头。
两个身强力壮的青年猛扑过去将井野按在被窝里，趁着他尚未醒过梦来，杨振经的手枪就已经逼住了他的咽喉。突然，井野竟像一头受惊的野兽发出怪叫。杨振经火冒三丈，对着他的肚子就是一枪，这家伙惨叫一声开始狂吼。另一个持枪的青年对准井野的脑袋又是一枪，这个恶贯满盈，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侩子手，终于永远安静下来。这些勇敢的爱国青年以最快的速度撤离现场，回到村里向村民报告了此事。为防止日本鬼子疯狂报复，他们动员全体村民提前向张家口市内转移。
天津 《大公报》 第二天就在显著的位置报道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
29岁的詹长炳和26岁的詹长麟兄弟俩连续几年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当仆役。他们寡言少语，埋头做事，和馆内的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从未表现出任何反日言行。
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发出请贴，定于10日举行大型宴会，招待将于9日到达南京的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其随员三重，并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南京伪政权要员出席。詹氏兄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采取一次重大行动。
日本总领事选中的是中华路119号老万金酒店的瓶装陈酒。中国仆役的工作是到酒店买酒，并在宴会中负责温酒。9日下午，当兄弟俩取回4瓶老陈酒时，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将事先准备好的毒药掺入酒中，然后重将酒瓶封好存入总领事官邸。当日下w午6时左右，二人开始做温酒的准备工作。詹长麟仔细地往所有日本式的温壶中灌进毒酒。经过仔细清点，确保无误后，他向另一位中国工作人员说：“我只在每个温壶中灌了半壶酒，如果一次灌满酒味道会不好，等宴会开始时，再灌满。”并说：“我肚子疼，出去吃点药，等一会儿就回来，若有什么事请帮个忙。”说完，他就匆匆离开了领事馆，回到家中安排亲人迅速撤离南京。
宴会于10日晚7时35分在总领事官邸如期举行。参加宴会的有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其随员三重、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铃木少将、海军大佐泽田、中佐田中等人;南京伪政府方面有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妥靖部长任援道、交通部长江洪杰、外交部长廉隅等一群大小汉奸;由于按原计划邀请的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等一批重要人物缺席，临时决定由领事馆书记官船山、宫下等人补充。
宴会开始，总领事堀公一致词，并提议为日本侵华战争的胜利干杯，与会者纷纷举杯将酒一饮而尽。正当群魔兴高采烈喝尽杯中之酒后，突然有人感觉酒中有异常的味道，便大声叫喊：“酒里有毒药！”立时，一片惊慌和恐怖的气氛笼罩宴会厅。
赴宴者个个谈虎色变，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汉奸都深知，中国人民的反抗是防不胜防。虽有日军重兵驻守，又有军警、宪兵的严密防守和检查，但南京人民愤怒的面孔仍然使他们坐卧不宁。因此，当听到“有毒”呼喊后，他们立即停止暴食和狂饮，并且在堀公一的指挥下，重新倒出两杯酒，小心翼翼进行尝试。同时命令书记官船山和警察署长内藤，到厨房将买来的陈酒进行全面检查，并立即打电话通知日本陆军各医院来人抢救。杯酒下肚仅15分钟后，毒药发生了效用。除警察署长内藤等人来得较晚，酒喝得少中毒较轻外，大部分人员全身不适，口、舌麻痹，行走困难。有的栽倒在会客室和走廊里大口呕吐。最可笑的是汉奸梁鸿志竟一头倒在宴会厅，连尿带屎拉了一裤子。内藤开始还比较清醒，指挥警署在场人员对官邸周围进行封锁，加强警戒，但很快也和其他人一样神智昏迷栽倒在地。中毒事件导致船山、宫下两书记官当晚毙命，其余均作为重症人员进行抢救。 再说詹长麟、詹长柄两兄弟脱险进入上海法租界后，立即致信堀公一：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为日本领事馆服务的这几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一次也没有做过违背你们的事，你们也是相信我们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这些都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忠实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掠一空。我们兄弟虽在领事馆内如此忠实地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抢掠，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势不两立。但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我们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馆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机会来了。谁死谁不死，这就看你们的命运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再想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没有比这更光荣的……
詹长炳 詹长麟
6.25
日本人为了能够抓住詹氏兄弟，把他们的姓名、年龄、身高相貌、衣着、住址等等，都一一列出，不仅在报上刊登通缉令，而且在城内外到处张贴。但在广大爱国民众的帮助下，他们不但安全进入日本势力未能进入的上海租界，尔后，全家又在6月末，就在日本人戒备森严的眼皮底下离开上海安然到达香港，脱离了日本人的魔爪。
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地下工作者在寻找抗日名将杨靖宇、陈翰章将军头颅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抗日英烈常隆基的心脏……
1917年2月，常隆基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市东北的西丰县龙潭寺，童年充满苦难。1941年，常隆基被征入五顶山大营伪靖安2团。（五顶山原名乌尔古力山，赫哲语为看得见家的地方。由于靠近苏联，被划为国境第一线，修有大量工事并驻有大量劳工） 常隆基文弱，内向，身材高挑。所以在新兵里非常显眼，很是让日本兵看不惯。负责新兵的岩本和木场两个士官第一天就狠狠地将常隆基毒打了一顿，理由就是常隆基敢于对日本人的傲慢表情回以瞪视。从此常隆基的新兵集训简直就是地狱之旅，他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堪忍受非人待遇的常隆基曾经多次用自杀和出逃的方式进行反抗。
1941年初冬，非人的新兵集训终于结束了。这段日子加上平时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使得常隆基心头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只待合適的时机，这颗种子就会发芽结果。常隆基被分配到了驻地的马场，他暗地里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术。这期间，他得到了连长邹士朋的关照。邹连长原是东北军的旧军官，他看常隆基经常挨打太可怜了，若再扛下去就要被打死了，就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当了勤务兵。有一天，常隆基出去饮马，冤家路窄，居然又碰见了岩本这个魔鬼。岩本刚刚杀掉一名中国劳工，并砍下了头颅。岩本将头颅藏于身后，冷不丁扔给常隆基，常隆基下意识接住一看，受到惊吓，病了好几天。日本人被这个柔弱的“东亚病夫”的反应逗得哈哈大笑，却不知这个瘦弱的身躯里正倔强地成长着一股力量。仇恨在心的常隆基时刻不忘找机会对日寇进行报复，连长邹士朋有一支德国造的手枪，他经常背着连长拆卸、压子弹、找距离瞄准，研究手枪射程。
1943年初夏，北部局势稍紧，为鼓舞士气，伪满州国最高军事顾问、关东军楠木实隆中将决定到五顶山视察检阅。由于骑术优异，常隆基被选中给日酋牵马。常隆基知道受阅日军除配刀外只带空枪，于是巧妙地将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放在马匹的粪袋中躲过了检查。6月12日晨，楠木在伪满军事大臣邢事廉的陪同下来到了五顶山开始检阅。日酋做梦也没想到，这次就是他偿还累累血债之时，也是他灭亡前的最后一跳。日军以骑兵团配属军乐做先导仪仗队，楠木在数千日军的簇拥下感觉良好。走了近一个小时，大约10点20分，队伍来到了五顶山的小西河子坡上。太阳透过云层，给五顶山撒下亮光，常隆基眯眼看了看金色阳光下的大好河山，嘴角浮起笑意。此时楠木不知什么原因停马示意常隆基扶他下来。常隆基转过身来，楠木看到常隆基脸上的笑容和决然的眼光，正疑惑间，却见常隆基反手“啪”的一个大嘴巴子扇了过来，楠木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马夫会打他耳光，顿时懵了。常隆基没停手，顺手从马粪袋子里抽出事先藏好的手枪，对着楠木的前胸“砰”、“砰”就是两枪，这家伙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发到地狱里去了。
常隆基立刻跳上马背，绝尘而去。在场日军个个呆若木鸡，待反应过来，常隆基已渺无踪影。楠木之死震动日本当局，松花江所有渡口都被封锁，日本人布下重兵围捕常隆基。常隆基得手后，跑到了松花江，打算渡江去苏联，但是行踪被汉奸发现，被困在松花江南一个叫呼毕达拉的湾子。上千日兵举枪横列，常隆基再逃是不可能的了。日本人让岩本和木场出面劝降，但是常隆基面色泰然，挥手示意二人不要过来，转身一步步向波涛汹涌的松花江里走去，不到半分钟，江水湮没了常隆基。
常隆基投江后，日军上下无不惊叹于他的意志和勇气，有人对岩本说：“你平日那样对待他，幸好他没有杀你。”岩本黯然半晌后低声说：“他心存大恨，也许在他眼里，我根本不值得他杀。”
1944年1月7日，一架去青岛执行任务的日本军机因机械故障迫降在山东解放区昌邑县东利渔村附近，飞行员被当地民兵抓捕了。
渤海军区敌工部经过审讯查明，日军飞行员的名字叫山田井马，是日本陆军航空兵驻山东一个飞行联队的中尉飞行员。但此人大有来头，他竟然是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侄子。
起初，山田想尽一切办法企图逃跑。但是八路军没有给他任何惩罚，反而依旧优待他。山田渐渐感到，共产党八路军与他了解的其他中国军队不一样，而且与日军宣传的也大相径庭。他开始消除恐惧心理，也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关押期间，渤海军区“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的领导和一些被俘的日军反战人士也对山田进行启发教育，山田的思想变化很快，与八路军官兵相处融洽，感情日益接近。他甚至主动教授敌工部的干部和看押战士学习一些瓦解日军的阵前喊话用语。这些日语后来对日作战中经常被有效使用。
由于山田井马的特殊身份，日军竭尽全力，不惜血本进行营救。他们派出多架次飞机向解放区抛撒传单，宣称只要释放被俘飞行员，他们愿以大批武器进行交换，当然也可以另提条件。
针对日军的要求，渤海军区决定用山田井马换回被俘的渤海行署公安局长李震和临淄县长李铁锋等10余人，并尽量扩大交换我方被俘人员的数量。双方很快达成了战俘交换协议。按照协议，日军先行第一批释放了李震等10多人，并“赠送”了一批武器弹药，我方则遵照协议释放了山田井马。随后，日军按照协议又释放了第二批我方作战被俘人员30多人。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少有的一次交换战俘事件，是八路军和抗日政府获取最大利益的交换。
再说山田井马回去后对八路军的反战教育入脑入心，一再拒绝驾机与八路军作战，更不愿和中国人民为敌。他拒绝其父辈要他对被俘期间所受的“赤化”“洗脑”进行“反省”结果，被强行派往东南亚战场与美军作战，战死在东南亚前线。
我军被俘人员获释后，继续战斗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临淄县县长李铁锋在出狱后带领地方武装连续端掉了十余个日军炮楼，并粉碎了日伪军发起的报复性“扫荡”。公安局长李震带领锄奸队员深入虎穴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给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对此，日伪汉奸纷纷抱怨日本当局不该为搭救一个飞行员释放八路军群虎归山，为尔后战事造成困境。日军对此事评估后也认为，这是一次“最耻辱的不对等交换”。
（选自《党史纵横》2018年第10期）
爱国青年夜刺井野毛一郎
顺着张家口大境门往北，就是崇礼县。早在“七七”事变前，地方政权就被日本人和汉奸控制。日本人派井野毛一郎出任伪县政府“指导官”。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真是名如其人，浑身上下长满黄森森的瘆人毛，就是一个不开化的野兽。这家伙“指导”他手下的日本兵和汉奸欺压百姓、烧杀抢掠，经常在他居住的门口挂上中国人血淋淋的人头。当地人民对他无不恨之入骨。
1937年8月的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当地爱国青年乔廷瑗、赵祥春、赵祥云、李俊发、田兴等十余人聚集在啕喇庙小学一间茅屋内密谋制定了一个除奸计划。一周后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作恶多端的大汉奸、啕喇庙伪警察署署长王耀光被刺身亡。县政府日伪人员吓得丧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井野毛一郎气得暴跳如雷，浑身黄毛倒竖，下定决心要查明是谁杀了王耀光。他用低沉、生硬的中国话下令：“通知警备队做好准备，明日前往啕喇庙村！”井野一行在此坐镇十几天，没有查到丝毫线索。这只没有人性的疯狗，整天咬着牙，瞪着血红的双眼注视着啕喇村。村里的人们惴惴不安，他们预感到一场血腥的报复就要开始了。
乔廷瑗等十几位爱国青年为了群众免遭危险，再次聚会协商对策。青年们一致认为：“不能再等下去了，越等群众遭受报复的危险就越大。”
“对，不能再等了，敌人会狗急跳墙的，我们来个先下手为强。”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当过小学教师的乔廷瑗怒目圆睁，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提前下手杀掉井野毛一郎！”大家齐声赞成。
这时候始终还没有说话的田兴缓缓地站起来，双手做出大让家安静的姿态：“大家先别急，杀井野毛一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他的门外站着一分钟也不离的荷枪实弹的伪警察，门内岗哨分布又密，我们应该想一个万全之策。”于是，青年们冷静下来，依据平时对井野毛一郎警署周边情况的观察，很快作出一个完整的行动方案。
8月14日子时，天黑得伸手不五指，十几个青年敏捷地翻越警署的院墻。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赵祥春负责，解决警卫的武装，一路由乔廷瑗带领，让警署雇员李连祥做向导袭击井野。
井野的警卫还没叫出声来，便被赵祥春等人迅速扑倒捂住嘴下了枪。乔廷瑗等快步向西冲进井野的住处，在门外就听到屋内酣声如雷。井野正沉浸在美梦中，可惜他没梦到自己已经死到临头。
两个身强力壮的青年猛扑过去将井野按在被窝里，趁着他尚未醒过梦来，杨振经的手枪就已经逼住了他的咽喉。突然，井野竟像一头受惊的野兽发出怪叫。杨振经火冒三丈，对着他的肚子就是一枪，这家伙惨叫一声开始狂吼。另一个持枪的青年对准井野的脑袋又是一枪，这个恶贯满盈，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侩子手，终于永远安静下来。这些勇敢的爱国青年以最快的速度撤离现场，回到村里向村民报告了此事。为防止日本鬼子疯狂报复，他们动员全体村民提前向张家口市内转移。
天津 《大公报》 第二天就在显著的位置报道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
詹氏兄弟向日本领事宴会投毒
29岁的詹长炳和26岁的詹长麟兄弟俩连续几年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当仆役。他们寡言少语，埋头做事，和馆内的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从未表现出任何反日言行。
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发出请贴，定于10日举行大型宴会，招待将于9日到达南京的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其随员三重，并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南京伪政权要员出席。詹氏兄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采取一次重大行动。
日本总领事选中的是中华路119号老万金酒店的瓶装陈酒。中国仆役的工作是到酒店买酒，并在宴会中负责温酒。9日下午，当兄弟俩取回4瓶老陈酒时，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将事先准备好的毒药掺入酒中，然后重将酒瓶封好存入总领事官邸。当日下w午6时左右，二人开始做温酒的准备工作。詹长麟仔细地往所有日本式的温壶中灌进毒酒。经过仔细清点，确保无误后，他向另一位中国工作人员说：“我只在每个温壶中灌了半壶酒，如果一次灌满酒味道会不好，等宴会开始时，再灌满。”并说：“我肚子疼，出去吃点药，等一会儿就回来，若有什么事请帮个忙。”说完，他就匆匆离开了领事馆，回到家中安排亲人迅速撤离南京。
宴会于10日晚7时35分在总领事官邸如期举行。参加宴会的有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其随员三重、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铃木少将、海军大佐泽田、中佐田中等人;南京伪政府方面有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妥靖部长任援道、交通部长江洪杰、外交部长廉隅等一群大小汉奸;由于按原计划邀请的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等一批重要人物缺席，临时决定由领事馆书记官船山、宫下等人补充。
宴会开始，总领事堀公一致词，并提议为日本侵华战争的胜利干杯，与会者纷纷举杯将酒一饮而尽。正当群魔兴高采烈喝尽杯中之酒后，突然有人感觉酒中有异常的味道，便大声叫喊：“酒里有毒药！”立时，一片惊慌和恐怖的气氛笼罩宴会厅。
赴宴者个个谈虎色变，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汉奸都深知，中国人民的反抗是防不胜防。虽有日军重兵驻守，又有军警、宪兵的严密防守和检查，但南京人民愤怒的面孔仍然使他们坐卧不宁。因此，当听到“有毒”呼喊后，他们立即停止暴食和狂饮，并且在堀公一的指挥下，重新倒出两杯酒，小心翼翼进行尝试。同时命令书记官船山和警察署长内藤，到厨房将买来的陈酒进行全面检查，并立即打电话通知日本陆军各医院来人抢救。杯酒下肚仅15分钟后，毒药发生了效用。除警察署长内藤等人来得较晚，酒喝得少中毒较轻外，大部分人员全身不适，口、舌麻痹，行走困难。有的栽倒在会客室和走廊里大口呕吐。最可笑的是汉奸梁鸿志竟一头倒在宴会厅，连尿带屎拉了一裤子。内藤开始还比较清醒，指挥警署在场人员对官邸周围进行封锁，加强警戒，但很快也和其他人一样神智昏迷栽倒在地。中毒事件导致船山、宫下两书记官当晚毙命，其余均作为重症人员进行抢救。 再说詹长麟、詹长柄两兄弟脱险进入上海法租界后，立即致信堀公一：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为日本领事馆服务的这几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一次也没有做过违背你们的事，你们也是相信我们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这些都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忠实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掠一空。我们兄弟虽在领事馆内如此忠实地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抢掠，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势不两立。但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我们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馆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机会来了。谁死谁不死，这就看你们的命运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再想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没有比这更光荣的……
詹长炳 詹长麟
6.25
日本人为了能够抓住詹氏兄弟，把他们的姓名、年龄、身高相貌、衣着、住址等等，都一一列出，不仅在报上刊登通缉令，而且在城内外到处张贴。但在广大爱国民众的帮助下，他们不但安全进入日本势力未能进入的上海租界，尔后，全家又在6月末，就在日本人戒备森严的眼皮底下离开上海安然到达香港，脱离了日本人的魔爪。
常隆基秒杀日本关东军中将
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地下工作者在寻找抗日名将杨靖宇、陈翰章将军头颅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抗日英烈常隆基的心脏……
1917年2月，常隆基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市东北的西丰县龙潭寺，童年充满苦难。1941年，常隆基被征入五顶山大营伪靖安2团。（五顶山原名乌尔古力山，赫哲语为看得见家的地方。由于靠近苏联，被划为国境第一线，修有大量工事并驻有大量劳工） 常隆基文弱，内向，身材高挑。所以在新兵里非常显眼，很是让日本兵看不惯。负责新兵的岩本和木场两个士官第一天就狠狠地将常隆基毒打了一顿，理由就是常隆基敢于对日本人的傲慢表情回以瞪视。从此常隆基的新兵集训简直就是地狱之旅，他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堪忍受非人待遇的常隆基曾经多次用自杀和出逃的方式进行反抗。
1941年初冬，非人的新兵集训终于结束了。这段日子加上平时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使得常隆基心头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只待合適的时机，这颗种子就会发芽结果。常隆基被分配到了驻地的马场，他暗地里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术。这期间，他得到了连长邹士朋的关照。邹连长原是东北军的旧军官，他看常隆基经常挨打太可怜了，若再扛下去就要被打死了，就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当了勤务兵。有一天，常隆基出去饮马，冤家路窄，居然又碰见了岩本这个魔鬼。岩本刚刚杀掉一名中国劳工，并砍下了头颅。岩本将头颅藏于身后，冷不丁扔给常隆基，常隆基下意识接住一看，受到惊吓，病了好几天。日本人被这个柔弱的“东亚病夫”的反应逗得哈哈大笑，却不知这个瘦弱的身躯里正倔强地成长着一股力量。仇恨在心的常隆基时刻不忘找机会对日寇进行报复，连长邹士朋有一支德国造的手枪，他经常背着连长拆卸、压子弹、找距离瞄准，研究手枪射程。
1943年初夏，北部局势稍紧，为鼓舞士气，伪满州国最高军事顾问、关东军楠木实隆中将决定到五顶山视察检阅。由于骑术优异，常隆基被选中给日酋牵马。常隆基知道受阅日军除配刀外只带空枪，于是巧妙地将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放在马匹的粪袋中躲过了检查。6月12日晨，楠木在伪满军事大臣邢事廉的陪同下来到了五顶山开始检阅。日酋做梦也没想到，这次就是他偿还累累血债之时，也是他灭亡前的最后一跳。日军以骑兵团配属军乐做先导仪仗队，楠木在数千日军的簇拥下感觉良好。走了近一个小时，大约10点20分，队伍来到了五顶山的小西河子坡上。太阳透过云层，给五顶山撒下亮光，常隆基眯眼看了看金色阳光下的大好河山，嘴角浮起笑意。此时楠木不知什么原因停马示意常隆基扶他下来。常隆基转过身来，楠木看到常隆基脸上的笑容和决然的眼光，正疑惑间，却见常隆基反手“啪”的一个大嘴巴子扇了过来，楠木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马夫会打他耳光，顿时懵了。常隆基没停手，顺手从马粪袋子里抽出事先藏好的手枪，对着楠木的前胸“砰”、“砰”就是两枪，这家伙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发到地狱里去了。
常隆基立刻跳上马背，绝尘而去。在场日军个个呆若木鸡，待反应过来，常隆基已渺无踪影。楠木之死震动日本当局，松花江所有渡口都被封锁，日本人布下重兵围捕常隆基。常隆基得手后，跑到了松花江，打算渡江去苏联，但是行踪被汉奸发现，被困在松花江南一个叫呼毕达拉的湾子。上千日兵举枪横列，常隆基再逃是不可能的了。日本人让岩本和木场出面劝降，但是常隆基面色泰然，挥手示意二人不要过来，转身一步步向波涛汹涌的松花江里走去，不到半分钟，江水湮没了常隆基。
常隆基投江后，日军上下无不惊叹于他的意志和勇气，有人对岩本说：“你平日那样对待他，幸好他没有杀你。”岩本黯然半晌后低声说：“他心存大恨，也许在他眼里，我根本不值得他杀。”
一次令日军“耻辱”的战俘交换
1944年1月7日，一架去青岛执行任务的日本军机因机械故障迫降在山东解放区昌邑县东利渔村附近，飞行员被当地民兵抓捕了。
渤海军区敌工部经过审讯查明，日军飞行员的名字叫山田井马，是日本陆军航空兵驻山东一个飞行联队的中尉飞行员。但此人大有来头，他竟然是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侄子。
起初，山田想尽一切办法企图逃跑。但是八路军没有给他任何惩罚，反而依旧优待他。山田渐渐感到，共产党八路军与他了解的其他中国军队不一样，而且与日军宣传的也大相径庭。他开始消除恐惧心理，也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关押期间，渤海军区“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的领导和一些被俘的日军反战人士也对山田进行启发教育，山田的思想变化很快，与八路军官兵相处融洽，感情日益接近。他甚至主动教授敌工部的干部和看押战士学习一些瓦解日军的阵前喊话用语。这些日语后来对日作战中经常被有效使用。
由于山田井马的特殊身份，日军竭尽全力，不惜血本进行营救。他们派出多架次飞机向解放区抛撒传单，宣称只要释放被俘飞行员，他们愿以大批武器进行交换，当然也可以另提条件。
针对日军的要求，渤海军区决定用山田井马换回被俘的渤海行署公安局长李震和临淄县长李铁锋等10余人，并尽量扩大交换我方被俘人员的数量。双方很快达成了战俘交换协议。按照协议，日军先行第一批释放了李震等10多人，并“赠送”了一批武器弹药，我方则遵照协议释放了山田井马。随后，日军按照协议又释放了第二批我方作战被俘人员30多人。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少有的一次交换战俘事件，是八路军和抗日政府获取最大利益的交换。
再说山田井马回去后对八路军的反战教育入脑入心，一再拒绝驾机与八路军作战，更不愿和中国人民为敌。他拒绝其父辈要他对被俘期间所受的“赤化”“洗脑”进行“反省”结果，被强行派往东南亚战场与美军作战，战死在东南亚前线。
我军被俘人员获释后，继续战斗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临淄县县长李铁锋在出狱后带领地方武装连续端掉了十余个日军炮楼，并粉碎了日伪军发起的报复性“扫荡”。公安局长李震带领锄奸队员深入虎穴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给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对此，日伪汉奸纷纷抱怨日本当局不该为搭救一个飞行员释放八路军群虎归山，为尔后战事造成困境。日军对此事评估后也认为，这是一次“最耻辱的不对等交换”。
（选自《党史纵横》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