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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题多篇”，就是一个题目下包含数篇各自独立的文章，这个题目仅是其中一篇的篇题。这些文章之间大多数是有明显关系的，也有少部分关系不明确。如何说明这种现象呢？写本的制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些文章抄在一起，以其中的一篇篇题作为它们共同的题目呢？
我曾在“写本学漫谈”的第一篇短文中提到敦煌本《新妇文》（P.2633、S.4129、P.2564）还包括《自从塞北起烟尘》《发愤读书十二时》《祝曰》三篇文章，因为三个写本都有首题和尾题，三个写本的尾题“新妇文”在第四篇《祝曰》之后，很明显，写本制作者是把这四篇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现代学者整理敦煌文学作品，常常认为后三篇与第一篇无关。潘重规先生《敦煌变文集新书》认为后面三篇是“抄者杂录写在文中”。项楚先生《敦煌变文选注》云：“《变文集》所载此篇，包括三个内容，即《新妇文》之后，紧接一段‘十二时’曲文，再紧接一段入舍女婿咒词，实际上这是三篇不同的作品。本书只选入《新妇文》一篇。”黄征、张涌泉先生《敦煌变文校注》也说：“原录此后尚有一首七言诗（八句），一段‘十二时’曲及一则入舍女婿受不了丈人等的虐待遂劫新女而去的故事，以其与本篇篇题无关，故删去。”诸位先生的意见主要着眼于作品的内容。我曾考证，这个写本是婚礼仪式上使用的诵词记录本。写本的制作者着眼的不是这四篇作品内容的相同，而是其使用“场景”的相同。第一篇“新妇文”以四言六言为主，叙述一位生性好斗、言语尖刻的泼妇，属于故事俗赋，讲诵是其特征。第二篇“自从塞北起烟尘”，是一首七言诗，属于讲唱体的“词文体”（如敦煌本《季布骂阵词文》，更像一些仪式开场的“序曲”）。第三篇是以《十二时》为题的劝学之词，鼓励男儿发愤读书，用三七七句式，是当时最常见的歌诀体，是先秦以来“成相体”的流变。第四篇《祝曰》以四言韵语写一入舍女婿，不甘听从岳父使唤，遂领新妇离去，也是一则俗赋，是用于讲诵前的“致语”（相当于“话本”中的“入话”）或结束时的散座文。这一组作品，在当时人看来，是一篇完整的作品，或者在演出时是作为一组在特定仪式上唱诵的。所以，弄清楚这些写本的情境，就明白了为什么唐朝人总把它们抄在一起。
这种情况还可以举P.3910为例。此卷为对折册页装，共19页。有线栏。抄有《茶酒论》（原题）、《新合千文皇帝感辞壹拾壹首》（原题）、《新合孝经皇帝感辞一十一首》（原题）、《秦妇吟》（原题），《秦妇吟》未抄完，末有题记“癸未二月六日净土寺沙弥赵员住左手书”。其中《新合孝经皇帝感辞一十一首》这个题目下，还有《听唱张骞一曲歌》（原题）和《阙题诗二十一首》（拟题，其中一首可考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这些作品都在末题《新合孝经一卷》之前，抄写者是把它们作为“新合孝经”的内容之一。也就是說，“新合孝经皇帝感辞”是这些作品的共同题目，但《听唱张骞一曲歌》和《阙题诗二十一首》内容上同此题没有关系。属于“一题多篇”现象。
对于这种情况，王重民先生《敦煌变文研究》说：“‘皇帝感’的曲调，不但用以歌唱《金刚》《孝经》《千文》，还可以歌唱其他的故事。P.3910卷内还有一篇《新合孝经皇帝感》，却是歌唱张骞见西王母的故事。这篇《皇帝感》的前一段好像是一篇押座文，用‘上说明王行孝道’开始，‘听唱张骞一曲歌’结尾，共二十句，方入正文。”任半塘先生《敦煌歌辞总编》收录《听唱张骞一西歌》为失调名歌辞，解释说：“惟在此乃插话，于《皇帝感》之唱辞后，乃为下一节目作介绍，类似今日戏场之有‘报幕’。说明当时所具之唱本内，‘孝经歌’与‘张骞歌’两辞或已连而未分，及传写于此本内，乃将此组包入‘新合孝经一卷’中。据此推断：彼列在‘新合孝经一卷’六字前之恋情诗二十首，亦可能从唱本中抄来，作为同场之唱辞，不能视同无关系之徒诗。”郑阿财先生对这段唱词与前文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新合孝经皇帝感辞》为七言唱辞，开头一段，自‘上说明王行孝道’，至‘刑于四海悉皆通’，计20句。文字与P.3166号《新合孝经皇帝感词一十一首》，及S.5780号《新合千文皇帝感辞》多同，其作用犹如讲经变文中的押座文。其在‘刑于四海悉皆通’句下，冠上‘听唱张骞壹曲歌’，性质正如变文押座文中之‘□□□□唱将来’一样。其下接唱正文，则宣唱张骞乘槎的传说故事。”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认为：“说‘张骞见西王母’的故事乃用《皇帝感》的曲调，似与实际不符，但它们曾被先后相续，同时讲唱，则可以确定无疑。俄藏Дх.2301（孟列夫目录2854）卷的发现，证明‘听唱张骞一曲歌’及阙题诗二十一首等被统归在‘新合孝经一卷’的后题之内，绝非偶然的泊合。”
“先后相续，同时讲唱”，最为通达之论。任半塘、郑阿财先生从讲唱仪式情境入后，探讨原因，得其情理。P.3910所抄的四件作品中，《茶酒论》为对问体俗赋，用韵语争奇斗智，类似于现代的双口相声。《新合千文皇帝感辞壹拾壹首》，“千文”即《千字文》，“新合”二字表明此作品是经重新组合编成的。“皇帝感”本为唐教坊曲，唐崔令钦《教坊记》有载。《新合千文皇帝感辞》即是在《千字文》的基础上增加新字、调整顺序进行扩编，并以唐代流行歌辞《皇帝感》为表现形式形成的。其内容除赞颂皇德外，还对《千字文》的句子作形象的演绎。《新合孝经皇帝感辞一十一首》也是以“皇帝感”的曲调唱《孝经》的意义。《秦妇吟》为歌行体，敦煌艺人把它当作和《季布骂阵词文》一样的讲唱叙事诗。因此，这个写本是唱词汇抄。
《新合孝经皇帝感辞》题目说是十一首，实际只抄了七言十九句，五首诗，是联章歌词。《听唱张骞一曲歌》共九首，每首为七言四句，以歌为名，自然是唱的。《二十一首阙名诗》，从内容风格看，除可考的苏味道《正月十五夜》前四句外，其他也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苏味道《正月十五夜》写元宵夜京城华灯万盏、万人空巷的盛大场面。其他诗或以征人的口吻写边塞苦寒，将士多年征战，但求明君赏识;或借物言志，写怀才不遇之情;或赞唐朝帝王的尊威及圣明;或写少女思春之情;或写闺妇对其丈夫的深深思念;或写对负心人的痛恨;或写佛家的修行和悟道。它们是民间艺人准备的歌词底本，所以断章取义为其特征，而歌词的“作者”更不是他们关注的，所以一律从略。《新合孝经》题目下包括以上三篇。 “一题多篇”，是写本时期的特有现象。要解释这种现象，应当从写本的早期形式说起。中国早期写本以简牍写本为主，即编联若干枚简成为一个写本。简的长短不一样，编联的数量不一样，写本的大小也不一样。王国维先生《简牍简署考》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并参考当时所见不多的居延出土汉简，对秦汉简牍的形制、长短、检署进行了考证。他说“简自二尺四寸，而再分之，三分之、四分之”，是说简的规格大致是56厘米、28厘米、18厘米、14厘米左右。王氏之后，大量的战国简、秦汉简、三国及西晋简相继出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时期的简牍实物，补充纠正了王国维的诸多说法。根据出土的简牍，各地简的长短形制是不同的，不同时期的简的长短形也是有差异的。但除了少数简长度达二尺四寸（像郭店战国楚简、武威《仪礼》简）外，大量的简以一尺左右为多。秦汉的一尺，大致相当于24厘米。由于简的编绳朽烂，很少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简牍写本，但居延汉简出土时有七十枚简似乎放在一个框子里，内容是兵书，形制一样，它们应当是编联在一起的一个写本。睡虎地秦简有秦律规定，上报官府的文书，一个写本不能超过一百枚简。而北京大学收藏的汉简，根据形制、字体判断，有的写本近一百三十多枚简。我认为，写本的用处不同，其大小也不一样。典藏于官府的写本要长一些，而用于交流学习的写本以30—60枚简编联最常见。汉简一支上所写的字，也不一样，以35—40字为多。这样，一个写本上抄1500—2500字的最为常见。战国秦汉的文章一般每篇一千五到三千字，一个写本可以容纳，如果容纳不下，就分上下或内外。像《老子》上篇下篇、《韩非子·储说》诸篇，就是因为一个写本抄录不下，就抄在两个写本或多个写本上，以示区别。一支简的宽以0.8厘米最多，加上编绳，约为1.5厘米，60枚的简编联成的一个写本已经近一米了，携带翻阅不是很方便，所以一般供阅读用的写本以三四十枚简组成最为常见。战国时期已经有专门的抄手（书手）和书肆，这些书手根据主人的要求抄书，或抄好后到书肆销售，书肆里还有空白简或者编好的空白联简出售。当然大量的读书人自己制作抄录的写本。当读书人抄录的时期，他是很有自主权的。抄完一篇文章，他可能把相关联的文章也抄在后面，就像抄韩非《上秦王政书》（即《存韩》）的学人抄完本篇，又把李斯的《上秦王政书》和《上韩王安书》两篇文章也抄在后面，只有读了李斯的这两篇文章，才能够理解韩非《上秦王政书》之后秦宫中的斗争和变化。抄完一篇文章，也可能把读后感写在后面，就像抄录公孙龙子《迹府》的学人，他抄完这篇文章之后，感想较多，于是写了一段读后感，总结了《迹府》的主要内容，等于我们现在写了提要。后来编辑《公孙龙子》的时候，抄录者又把它移到前面，作为此文的开头，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出土的简牍写本中这类情况还不少。郭店楚简中，有十四支简抄有《老子》（丙），有十四支简抄有《太一生水》，这二十八支简，形制及字体完全一致，应当是一个写本。李学勤先生当时就指出：“从文物工作角度看，没有理由把这十四支简分离出来。简本《老子》丙应原有二十八支简，包括今见于传世《老子》各章和‘太一生水’等内容。”根据竹简的形制和字体，李先生讲得很正确。但李先生并没有说这两部分是一篇文章。他的学生邢文以为老师讲成一篇文章，因此他论证说：“如果把《太一生水》与丙组《老子》这一组简作为一篇文献，这篇文献的构成依照文本所说的《太一生水》第一、第二层、丙组《老子》第一、第二之序编排，就可以把这组简文还原成一篇精心编辑、层次井然、主题鲜明、内容重要的学术文献。”现在学术界更多地认为是两篇文章。从内容看，确实是两篇文章。《太一生水》讲的是太一生水，水生天地，天地生神明，神是生阴阳，阴阳生四时，四时生冷热，冷热生湿燥，湿燥生岁这样的一宇宙生成过程。这是一个写本上抄录两篇文章。可惜没有发现简背的题目。
上海博物馆藏的战国楚竹简里，有二十九支简抄《孔子论诗》，六支简抄《鲁邦大旱》，十四枚支简抄《子羔》。整理者马承源先生说：“这三篇的字形、简之长度、两端形状，都是一致的。一个可以选择的整理方案是列为同一卷。我们发现《子羔》篇第三简的背面有卷题为《子羔》。”所以，这三篇文章抄在一个写本上，是没有疑义的。合起来才四十九支简，加上可能散佚的简，也不过五六十支，是典型的“一个写本”的规模。而简背的“子羔”是写本的题目，也是三篇文章的共同题目。两篇以上文章用一个标题，是写本时期的一个特有的现象。我们后来用一篇是一个题目这样的思维习惯就往往就不能理解，所以学者就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三篇是不相关的文章，马承源先生就认为这三篇区别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看到其竹简的形制相同，字迹相同，只是一个人用同樣形制的竹简抄写的。“同一卷内有三篇或三篇以上的内容，也可能用形制相同的简，为同一人所书，属于不同卷别”[《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论诗说明》]。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三篇当同一篇文章，李零先生以为这三篇是完整的一篇，他分别叫《子羔》篇的“孔子论诗部分”，《子羔》篇的“鲁邦大旱部分”等。我们认为，从内容上讲，这三篇确实是三篇独立的文章，但把它们抄在一个写本上，是有原因的。这三篇都和孔子相关：《孔子论诗》是孔子的文学观，《鲁邦大旱》是讲孔子的天人观，《子羔》是讲孔子的古史观，所以把它们抄到一起，合起来刚好是一个完整的写本。这个写本的制作者或使用者是一位儒生，是孔子学说的信徒。
出土文献的整理者已经发现了这类情况，如《银雀山汉墓竹书（壹）》前言：“竹书可以是一篇一卷，也可以是数篇一卷。如果一卷不止一篇，大概只有第一篇才会在首简的背面写篇题。”第一篇的篇题同时写在第一简（或前面数支简）的简背和第一篇的篇尾，写在简背的题目则是本卷数篇文章的共同题目。传世文献中诸多文本现象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我举两个例证。《庄子》一书，今本三十三篇，而《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是五十二篇。按篇数计算，汉代以来，《庄子》散佚了十九篇。实际上并非如此。北朝时有一位学者杜弼，曾给《庄子》的《惠施》篇作过注，见《北齐书·杜弼传》。今本却没有《惠施》篇，可以说《惠施》篇散佚了，南宋大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就这么认为。数年前读钱穆先生的《庄子纂笺》，其中引用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说法，认为《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或即北齐杜弼所注《惠施》篇”。这个说法很有启发意义。《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确实是专门讲惠子的学说，故武内义雄以为就是杜弼所注的《惠施》，是晋人郭象合到《天下》篇中了。汉代以来流传的简本上，抄有《天下》和《惠施》两篇，但简背只写“天下”这一篇的名称，于是整理者以为是一篇，《惠施》篇并没有亡佚，而是保存在《天下》篇中。再举一个例证，王叔岷《庄子校诠》研究《庄子》杂篇《盗跖》，发现郭象注《庄子》的时候，每篇结尾有固定的表述，用“此篇如何等情”总结前文。而《盗跖》篇在讲完盗跖的事情后，郭象的注刚好有这样的标志。以下则是讲子张的事，与盗跖无关。所以，他认为今本《盗跖篇》包括《盗跖》和《子张》两篇。王先生的说法已被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简本《盗跖》所证实。简本把《盗跖》和《子张》两篇抄在一个写本上，简背只写“盗跖”篇名，后人遂误为一篇。
写本时期，“一篇多题”并不是随意的，在一个共同的篇名下，它们之间肯定有着某种关系，反映写作制作者的知识、爱好、观念和信仰。对早期简牍写本来说，从字体、形制等方面弄清楚“一个写本”，很重要。“一个写本”就是一个的原生态的文化世界，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文化形态，一种生活场景。刻本时期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比如后世编书的附录、或一些书名后加“外一种”“外两种”等说明字样，就是其衍变。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我曾在“写本学漫谈”的第一篇短文中提到敦煌本《新妇文》（P.2633、S.4129、P.2564）还包括《自从塞北起烟尘》《发愤读书十二时》《祝曰》三篇文章，因为三个写本都有首题和尾题，三个写本的尾题“新妇文”在第四篇《祝曰》之后，很明显，写本制作者是把这四篇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现代学者整理敦煌文学作品，常常认为后三篇与第一篇无关。潘重规先生《敦煌变文集新书》认为后面三篇是“抄者杂录写在文中”。项楚先生《敦煌变文选注》云：“《变文集》所载此篇，包括三个内容，即《新妇文》之后，紧接一段‘十二时’曲文，再紧接一段入舍女婿咒词，实际上这是三篇不同的作品。本书只选入《新妇文》一篇。”黄征、张涌泉先生《敦煌变文校注》也说：“原录此后尚有一首七言诗（八句），一段‘十二时’曲及一则入舍女婿受不了丈人等的虐待遂劫新女而去的故事，以其与本篇篇题无关，故删去。”诸位先生的意见主要着眼于作品的内容。我曾考证，这个写本是婚礼仪式上使用的诵词记录本。写本的制作者着眼的不是这四篇作品内容的相同，而是其使用“场景”的相同。第一篇“新妇文”以四言六言为主，叙述一位生性好斗、言语尖刻的泼妇，属于故事俗赋，讲诵是其特征。第二篇“自从塞北起烟尘”，是一首七言诗，属于讲唱体的“词文体”（如敦煌本《季布骂阵词文》，更像一些仪式开场的“序曲”）。第三篇是以《十二时》为题的劝学之词，鼓励男儿发愤读书，用三七七句式，是当时最常见的歌诀体，是先秦以来“成相体”的流变。第四篇《祝曰》以四言韵语写一入舍女婿，不甘听从岳父使唤，遂领新妇离去，也是一则俗赋，是用于讲诵前的“致语”（相当于“话本”中的“入话”）或结束时的散座文。这一组作品，在当时人看来，是一篇完整的作品，或者在演出时是作为一组在特定仪式上唱诵的。所以，弄清楚这些写本的情境，就明白了为什么唐朝人总把它们抄在一起。
这种情况还可以举P.3910为例。此卷为对折册页装，共19页。有线栏。抄有《茶酒论》（原题）、《新合千文皇帝感辞壹拾壹首》（原题）、《新合孝经皇帝感辞一十一首》（原题）、《秦妇吟》（原题），《秦妇吟》未抄完，末有题记“癸未二月六日净土寺沙弥赵员住左手书”。其中《新合孝经皇帝感辞一十一首》这个题目下，还有《听唱张骞一曲歌》（原题）和《阙题诗二十一首》（拟题，其中一首可考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这些作品都在末题《新合孝经一卷》之前，抄写者是把它们作为“新合孝经”的内容之一。也就是說，“新合孝经皇帝感辞”是这些作品的共同题目，但《听唱张骞一曲歌》和《阙题诗二十一首》内容上同此题没有关系。属于“一题多篇”现象。
对于这种情况，王重民先生《敦煌变文研究》说：“‘皇帝感’的曲调，不但用以歌唱《金刚》《孝经》《千文》，还可以歌唱其他的故事。P.3910卷内还有一篇《新合孝经皇帝感》，却是歌唱张骞见西王母的故事。这篇《皇帝感》的前一段好像是一篇押座文，用‘上说明王行孝道’开始，‘听唱张骞一曲歌’结尾，共二十句，方入正文。”任半塘先生《敦煌歌辞总编》收录《听唱张骞一西歌》为失调名歌辞，解释说：“惟在此乃插话，于《皇帝感》之唱辞后，乃为下一节目作介绍，类似今日戏场之有‘报幕’。说明当时所具之唱本内，‘孝经歌’与‘张骞歌’两辞或已连而未分，及传写于此本内，乃将此组包入‘新合孝经一卷’中。据此推断：彼列在‘新合孝经一卷’六字前之恋情诗二十首，亦可能从唱本中抄来，作为同场之唱辞，不能视同无关系之徒诗。”郑阿财先生对这段唱词与前文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新合孝经皇帝感辞》为七言唱辞，开头一段，自‘上说明王行孝道’，至‘刑于四海悉皆通’，计20句。文字与P.3166号《新合孝经皇帝感词一十一首》，及S.5780号《新合千文皇帝感辞》多同，其作用犹如讲经变文中的押座文。其在‘刑于四海悉皆通’句下，冠上‘听唱张骞壹曲歌’，性质正如变文押座文中之‘□□□□唱将来’一样。其下接唱正文，则宣唱张骞乘槎的传说故事。”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认为：“说‘张骞见西王母’的故事乃用《皇帝感》的曲调，似与实际不符，但它们曾被先后相续，同时讲唱，则可以确定无疑。俄藏Дх.2301（孟列夫目录2854）卷的发现，证明‘听唱张骞一曲歌’及阙题诗二十一首等被统归在‘新合孝经一卷’的后题之内，绝非偶然的泊合。”
“先后相续，同时讲唱”，最为通达之论。任半塘、郑阿财先生从讲唱仪式情境入后，探讨原因，得其情理。P.3910所抄的四件作品中，《茶酒论》为对问体俗赋，用韵语争奇斗智，类似于现代的双口相声。《新合千文皇帝感辞壹拾壹首》，“千文”即《千字文》，“新合”二字表明此作品是经重新组合编成的。“皇帝感”本为唐教坊曲，唐崔令钦《教坊记》有载。《新合千文皇帝感辞》即是在《千字文》的基础上增加新字、调整顺序进行扩编，并以唐代流行歌辞《皇帝感》为表现形式形成的。其内容除赞颂皇德外，还对《千字文》的句子作形象的演绎。《新合孝经皇帝感辞一十一首》也是以“皇帝感”的曲调唱《孝经》的意义。《秦妇吟》为歌行体，敦煌艺人把它当作和《季布骂阵词文》一样的讲唱叙事诗。因此，这个写本是唱词汇抄。
《新合孝经皇帝感辞》题目说是十一首，实际只抄了七言十九句，五首诗，是联章歌词。《听唱张骞一曲歌》共九首，每首为七言四句，以歌为名，自然是唱的。《二十一首阙名诗》，从内容风格看，除可考的苏味道《正月十五夜》前四句外，其他也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苏味道《正月十五夜》写元宵夜京城华灯万盏、万人空巷的盛大场面。其他诗或以征人的口吻写边塞苦寒，将士多年征战，但求明君赏识;或借物言志，写怀才不遇之情;或赞唐朝帝王的尊威及圣明;或写少女思春之情;或写闺妇对其丈夫的深深思念;或写对负心人的痛恨;或写佛家的修行和悟道。它们是民间艺人准备的歌词底本，所以断章取义为其特征，而歌词的“作者”更不是他们关注的，所以一律从略。《新合孝经》题目下包括以上三篇。 “一题多篇”，是写本时期的特有现象。要解释这种现象，应当从写本的早期形式说起。中国早期写本以简牍写本为主，即编联若干枚简成为一个写本。简的长短不一样，编联的数量不一样，写本的大小也不一样。王国维先生《简牍简署考》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并参考当时所见不多的居延出土汉简，对秦汉简牍的形制、长短、检署进行了考证。他说“简自二尺四寸，而再分之，三分之、四分之”，是说简的规格大致是56厘米、28厘米、18厘米、14厘米左右。王氏之后，大量的战国简、秦汉简、三国及西晋简相继出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时期的简牍实物，补充纠正了王国维的诸多说法。根据出土的简牍，各地简的长短形制是不同的，不同时期的简的长短形也是有差异的。但除了少数简长度达二尺四寸（像郭店战国楚简、武威《仪礼》简）外，大量的简以一尺左右为多。秦汉的一尺，大致相当于24厘米。由于简的编绳朽烂，很少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简牍写本，但居延汉简出土时有七十枚简似乎放在一个框子里，内容是兵书，形制一样，它们应当是编联在一起的一个写本。睡虎地秦简有秦律规定，上报官府的文书，一个写本不能超过一百枚简。而北京大学收藏的汉简，根据形制、字体判断，有的写本近一百三十多枚简。我认为，写本的用处不同，其大小也不一样。典藏于官府的写本要长一些，而用于交流学习的写本以30—60枚简编联最常见。汉简一支上所写的字，也不一样，以35—40字为多。这样，一个写本上抄1500—2500字的最为常见。战国秦汉的文章一般每篇一千五到三千字，一个写本可以容纳，如果容纳不下，就分上下或内外。像《老子》上篇下篇、《韩非子·储说》诸篇，就是因为一个写本抄录不下，就抄在两个写本或多个写本上，以示区别。一支简的宽以0.8厘米最多，加上编绳，约为1.5厘米，60枚的简编联成的一个写本已经近一米了，携带翻阅不是很方便，所以一般供阅读用的写本以三四十枚简组成最为常见。战国时期已经有专门的抄手（书手）和书肆，这些书手根据主人的要求抄书，或抄好后到书肆销售，书肆里还有空白简或者编好的空白联简出售。当然大量的读书人自己制作抄录的写本。当读书人抄录的时期，他是很有自主权的。抄完一篇文章，他可能把相关联的文章也抄在后面，就像抄韩非《上秦王政书》（即《存韩》）的学人抄完本篇，又把李斯的《上秦王政书》和《上韩王安书》两篇文章也抄在后面，只有读了李斯的这两篇文章，才能够理解韩非《上秦王政书》之后秦宫中的斗争和变化。抄完一篇文章，也可能把读后感写在后面，就像抄录公孙龙子《迹府》的学人，他抄完这篇文章之后，感想较多，于是写了一段读后感，总结了《迹府》的主要内容，等于我们现在写了提要。后来编辑《公孙龙子》的时候，抄录者又把它移到前面，作为此文的开头，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出土的简牍写本中这类情况还不少。郭店楚简中，有十四支简抄有《老子》（丙），有十四支简抄有《太一生水》，这二十八支简，形制及字体完全一致，应当是一个写本。李学勤先生当时就指出：“从文物工作角度看，没有理由把这十四支简分离出来。简本《老子》丙应原有二十八支简，包括今见于传世《老子》各章和‘太一生水’等内容。”根据竹简的形制和字体，李先生讲得很正确。但李先生并没有说这两部分是一篇文章。他的学生邢文以为老师讲成一篇文章，因此他论证说：“如果把《太一生水》与丙组《老子》这一组简作为一篇文献，这篇文献的构成依照文本所说的《太一生水》第一、第二层、丙组《老子》第一、第二之序编排，就可以把这组简文还原成一篇精心编辑、层次井然、主题鲜明、内容重要的学术文献。”现在学术界更多地认为是两篇文章。从内容看，确实是两篇文章。《太一生水》讲的是太一生水，水生天地，天地生神明，神是生阴阳，阴阳生四时，四时生冷热，冷热生湿燥，湿燥生岁这样的一宇宙生成过程。这是一个写本上抄录两篇文章。可惜没有发现简背的题目。
上海博物馆藏的战国楚竹简里，有二十九支简抄《孔子论诗》，六支简抄《鲁邦大旱》，十四枚支简抄《子羔》。整理者马承源先生说：“这三篇的字形、简之长度、两端形状，都是一致的。一个可以选择的整理方案是列为同一卷。我们发现《子羔》篇第三简的背面有卷题为《子羔》。”所以，这三篇文章抄在一个写本上，是没有疑义的。合起来才四十九支简，加上可能散佚的简，也不过五六十支，是典型的“一个写本”的规模。而简背的“子羔”是写本的题目，也是三篇文章的共同题目。两篇以上文章用一个标题，是写本时期的一个特有的现象。我们后来用一篇是一个题目这样的思维习惯就往往就不能理解，所以学者就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三篇是不相关的文章，马承源先生就认为这三篇区别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看到其竹简的形制相同，字迹相同，只是一个人用同樣形制的竹简抄写的。“同一卷内有三篇或三篇以上的内容，也可能用形制相同的简，为同一人所书，属于不同卷别”[《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论诗说明》]。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三篇当同一篇文章，李零先生以为这三篇是完整的一篇，他分别叫《子羔》篇的“孔子论诗部分”，《子羔》篇的“鲁邦大旱部分”等。我们认为，从内容上讲，这三篇确实是三篇独立的文章，但把它们抄在一个写本上，是有原因的。这三篇都和孔子相关：《孔子论诗》是孔子的文学观，《鲁邦大旱》是讲孔子的天人观，《子羔》是讲孔子的古史观，所以把它们抄到一起，合起来刚好是一个完整的写本。这个写本的制作者或使用者是一位儒生，是孔子学说的信徒。
出土文献的整理者已经发现了这类情况，如《银雀山汉墓竹书（壹）》前言：“竹书可以是一篇一卷，也可以是数篇一卷。如果一卷不止一篇，大概只有第一篇才会在首简的背面写篇题。”第一篇的篇题同时写在第一简（或前面数支简）的简背和第一篇的篇尾，写在简背的题目则是本卷数篇文章的共同题目。传世文献中诸多文本现象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我举两个例证。《庄子》一书，今本三十三篇，而《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是五十二篇。按篇数计算，汉代以来，《庄子》散佚了十九篇。实际上并非如此。北朝时有一位学者杜弼，曾给《庄子》的《惠施》篇作过注，见《北齐书·杜弼传》。今本却没有《惠施》篇，可以说《惠施》篇散佚了，南宋大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就这么认为。数年前读钱穆先生的《庄子纂笺》，其中引用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说法，认为《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或即北齐杜弼所注《惠施》篇”。这个说法很有启发意义。《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确实是专门讲惠子的学说，故武内义雄以为就是杜弼所注的《惠施》，是晋人郭象合到《天下》篇中了。汉代以来流传的简本上，抄有《天下》和《惠施》两篇，但简背只写“天下”这一篇的名称，于是整理者以为是一篇，《惠施》篇并没有亡佚，而是保存在《天下》篇中。再举一个例证，王叔岷《庄子校诠》研究《庄子》杂篇《盗跖》，发现郭象注《庄子》的时候，每篇结尾有固定的表述，用“此篇如何等情”总结前文。而《盗跖》篇在讲完盗跖的事情后，郭象的注刚好有这样的标志。以下则是讲子张的事，与盗跖无关。所以，他认为今本《盗跖篇》包括《盗跖》和《子张》两篇。王先生的说法已被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简本《盗跖》所证实。简本把《盗跖》和《子张》两篇抄在一个写本上，简背只写“盗跖”篇名，后人遂误为一篇。
写本时期，“一篇多题”并不是随意的，在一个共同的篇名下，它们之间肯定有着某种关系，反映写作制作者的知识、爱好、观念和信仰。对早期简牍写本来说，从字体、形制等方面弄清楚“一个写本”，很重要。“一个写本”就是一个的原生态的文化世界，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文化形态，一种生活场景。刻本时期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比如后世编书的附录、或一些书名后加“外一种”“外两种”等说明字样，就是其衍变。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