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唐代干谒诗开始受到了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学术巨擘和青年学子继踵涉足，成果涌现，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一个特色研究领地。考察既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在干谒诗形象建构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这对于作为一种彰显人际交流功能、突出反映当时士人精神面貌的文学作品而言是令人遗憾的。另一方面，因为对干谒诗概念界定的分歧，出现了同一首诗，有的认定是干谒诗，有的则认为不是干谒诗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谒诗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为此，笔者通过考察干谒过程的诸要素，初次提出了“谒事诗”的概念，将谒事诗分成干谒诗、省谒诗、送谒诗、行谒诗、答谒诗五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干谒诗的研究样本，考察了其塑造的士人干谒形象。研究发现，随着唐朝由盛转衰，士人干谒形象逐渐从积极性向复杂性和消极方面演化，最终演变成了私恩结聚、攀附权贵的丑陋形象。至此，干谒诗似乎有了革命性的一面，它以日益庸俗化的面孔和方式，成了动员和号召“游离统治中心”的舆论动员工具，干谒的士人通过向统治阶级权力中心的靠拢而渐渐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如果说，送谒诗促进了干谒群体的群体心理形成的话，省谒诗则是与这个炽热的群体心理所不同的一种个人意识的生长和觉醒。正是这种觉醒，成就了唐代省谒诗的现实批判精神。到晚唐时期，干谒诗人在省谒诗中表达的不满和愤慨的情绪渐渐演化为一种士人阶层的社会情绪，成为晚唐社会分裂的原因之一。研究发现，追求仕进的文士在封建专制体制压迫下，孕育出的是一种多面人格，既有以才用世、扬名青史的理想和为民请命、为国立言的浩气，也有阿附权贵、蝇营狗苟的猥琐和嬉笑怒骂、傲物特立的性情，可谓集高洁与瑕庸俗于一身。这种多面人在适宜的土壤下就会走向朝廷的对立面。有学者注意到了唐代文人背叛朝廷的这一现象，每当大乱一来,就出现“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将相,从逆比肩”的现象。研究发现，大多数诗人献诗之后得到的只是无尽的沉默。李白之所以愤懑，既有抱负不展之失望，也有倍受冷落之辛酸。李白的这种受冷落感，与投献诗作后每如石沉大海、微波不起的可怜结局息息相关。研究发现，李白在干谒诗中表现的“理想的自我”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情趣。那么，李白为什么还会倍受冷落呢？为何未能因此干谒成功呢？答案是待诏翰林失败所引发的“玄宗之讽的流传”成了李白一生也没有逾越过的高墙。研究发现，干谒形象的塑造是干谒者对唐代统治者思想统治的体悟认同，干谒活动中的交际表演则是对当时官场潜规则的迎合。这种“两面人文化”深深地浸入仕进文化的骨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魅影时现。由此引发的“扇结钧党，私为盟敌”的干谒关系，最终成为晚唐朋党之祸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