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许多宝贵的民间文化传统在历史的涤荡与消蚀中、在全球一体化势不可挡的进程中、在现代性图景的摧毁与重建中,日渐枯萎甚或消亡。而与此同时,国家保护、拯救的步伐也在断续性地相伴相随,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地纷纷掀起了对濒危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抢救的浪潮。很快,这其间所进发出来的热情便渲染了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到地方文化精英再到民间的各个阶层,恢复工作搞得声色俱佳,许多以往行将枯槁的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开始重新活跃于现代舞台。然而,透过这一“繁荣景象”的背后,不禁引人深思,复兴后的传统活动已大多是“旧貌”换“新颜”,尤其是一些古老宗教活动所发生的本质性蜕变更为令人瞩目,它们正由一种传统宗教“仪式”渐变为一、项现代大众传媒操控下的视觉性“文化展演”。论文以辽宁省蒙古贞地区“查玛”活动为调查研究对象,通过对查玛从繁荣走向失落、从失落走向复兴以及断续性复兴三个历史过程的阐析,试图探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其一,对蒙古贞查玛发展过程中的消弥与重构进行阐述、探究。查玛在蒙古贞地区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消弥与重构一直是其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质。第一阶段,是从17世纪传入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断的“本土化”阶段。在这一时期,查玛经历了藏传佛教与孛教相抗衡、蒙古贞地区经济形态转型的历史史实,于是,宗教色彩的交融性、民族文化的杂糅性便成为了该活动主要的精神特质。论文试图从蒙古贞查玛的传说故事、角色、面具、舞蹈动作及功能意义等几方面,分析及阐释查玛在这一阶段内,在蒙古贞地区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土壤中,消失了什么,弥留着什么,又重构着什么；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21世纪的“地方化”阶段。这是一个断续性复兴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蒙古贞查玛的面具、服饰、法器等道具得到了重新制作,舞蹈动作、表演程式被不断地重新编排,表演场所由寺庙移换到广场又转入进剧场。可以说,蒙古贞地区不同的舞蹈编导、不同的表演者、不同的文化精英、不同的政府官员及不同的观看者共同操纵、完成着查玛的现代复兴工作。于是,在这些有形或无形的双手的不断塑造中,蒙古贞查玛表演中的商业性气息不断揉入,宗教神圣性渐行渐远,世俗化特征愈来愈鲜明,整个复兴过程所表现出来的消弥与重构是论文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更重要的是,这一消弥与重构的过程也是蒙古贞查玛从“宗教仪式”转变为“文化展演”的过程。其二,阐析、探讨蒙古贞查玛如何从一项传统宗教仪式渐变为一项现代文化展演,并进而探究作为一对水乳交融但又截然对立的文化形态,仪式与文化展演各自有着怎样的结构程式、功能意义及逻辑秩序,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及转换的。论文将蒙古贞查玛从仪式到展演的发展历程看作一出“社会戏剧”的历史,它经历了破裂、转折、调整行为及重新整合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查玛首先作为一种“宗教仪式”经历了政治及情感意义上的衰落,而后在现代性复兴中作为一项“文化展演”而发展存在。论文通过对查玛表演中道具的艺术化、符号化,表演形态的不断创新化,表演情节的故事化及表演者角色的转换等方面的阐述、讨论,探究了这一过程中“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张力,仪式到展演转换过程中的纠结与对峙,二者所建构的不同“神圣空间”以及其中包含着的不同秩序、逻辑、结构与能动性。其三,论析蒙古贞查玛“兴衰演变”的历史性、现代性动因。在蒙古贞查玛的“兴衰演变”过程中,纠结着众多重要因素：权力话语的操控、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身份认同的原生力量与强化、现代性场景中传媒与消费的共谋。但究其“兴”、“变”的实质,则是一场以“传统”之名的“文化再生产”过程。论文试图就利用传统进行再生产的方式逻辑、合法性及其中暗含着的资本争夺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从而反思这一行为所牵涉到的“非遗”运动本身以及以“宗教”之名的艺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被生产出来。最后,论文通过对蒙古贞查玛发展历程的探析、论述,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蒙古贞查玛这出“社会戏剧”的生产实质上是在一套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逻辑中,在这一建构中,宗教的“神圣性”被国家权力不断地消解,而历史的记忆或许可以留给我们些许真实的影像,同时在对“传统”意义的不断诠释、重塑中,另一种所谓民族-国家的“神圣性”正在悄然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