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是我国一项颇具特色的司法制度，在全国各地的实践中探索可行性并积累经验、初具雏形，于2012年的刑诉法大修中成为特别程序正式入法。该制度在实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困境，比如我国目前对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规定比较保守和谨慎，通过多重标准将其限定于较小的范围内，没有充分发挥该制度应有的价值；刑事和解的核心是被害人的话语权，但是目前把被害人话语权的地位过分抬高，缺乏相应的规制；刑事和解的程序中，对和解主持人的规定比较模糊，导致实务中的做法不一；刑事和解在侦查阶段的适用导致有罪推定色彩较浓；过分强调加害人悔罪和被害人谅解的情节导致司法机关陷于被动局面等。通过将刑事和解重新定位，笔者希望它能成为一项普遍适用的量刑情节，不但适用于轻微犯罪、过失犯罪、侵害个人法益的案件，还可以适用于重罪乃至死刑案件，因为只要存在具体物质损害的承受者，他就应当有权利在自身受损的范围内享有刑事实体处分权。虽然刑事和解以非刑罚化、刑罚轻缓化作为主要特征，但这恰恰反映出它是围绕刑罚的适用来展开的，刑罚的力量始终存在。赋予司法机关对和解协议的审查确认权，充分保证当事人的自愿性，防止权利的滥用和显失公平的约定。在量刑时赋予司法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通过侵害客体性质、人身危险性等多重因素综合衡量刑事和解在量刑上应当体现的幅度，检察机关可以建立暂缓起诉制度来保障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及国家刑罚权的威慑力，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个案的正义和对公共法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