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频繁运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和单边制裁工具对我国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进行非法干涉和打击,显示出全面遏制中国的态势。对此,我国于2020年9月19日颁行《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宣布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以适应我国新时期维护国家安全、进行反制的现实需求,并对美方诸多无理非法行径在法律层面予以反击。《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是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框架性规定和主要载体,但因篇幅短小和缺乏实践等原因,令此制度存在着如功能与其他制度产生重叠与冲突、空白较多且过于概略等诸多问题。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本身还涉及其他关键问题,从国际法理论来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是主要以“主权国家单边制裁”为理论基础,但现有国际法规则及原则已落后主权国家单边制裁实践的快速发展,存在局限和不足。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由于并不试图去确定一个“被制裁国”,与用以证成主权国家单边制裁立法和实施措施合法性的主流理论《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的“反措施”理论存在冲突。但可以另辟蹊径,选择从非国家实体与国家间存在密切联系的角度着手,灵活选择归因理论,以达到令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符合反措施要求的目的。同时还可以援引WTO“非歧视”原则与“安全例外”条款、体现国际法“保护性管辖”原则以及符合“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来寻求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国际法合法性依据,或解除其落地时或会招致的合法性质疑。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也面对着国内法层面的定位问题,但在将其与《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邻近制度比较后,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展示出更强的经贸属性、主动性和威慑力,更因其不以物项管制为前提、以实体行为而非主权国家行为为判断对象,从而具备了独特的灵活性和适用性。从域外经验来看,美国实体清单制度有立法契合本国需求、纳入标准灵活宽泛、运作机制严密复杂、得到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合协作等特点值得借鉴。但美国实体清单制度同样存在着缺乏程序正当性、实施缺乏合法性等缺陷,而且考虑到我国与美国在历史发展、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各种关键性巨大差异,须慎重扬弃。完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应坚持制度自身定位,并从增强其适用性角度出发,进一步细化清单纳入标准、补充并完善制度框架内容、完善配套制度措施,并要加速制度的落地。而因为《规定》拥有诸多法律依据,从制度效能角度出发,完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更要加强相关法律体系的构建与配合,如构建对外制裁法律体系、完善国内法域外效力规则及适用体系、对外制裁和出口管制体系互相协调配合、探索对外关系法的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