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刑诉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几年来,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刑事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适用也频频出现争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为当前刑事司法中的热点和难点。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上主要设计安排在审判环节,在检察环节的规定较少,导致检察环节特别是审前阶段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从案件的立案侦查、审查逮捕、提起公诉,到法庭审判、刑罚执行的整个刑事诉讼过程都要依照法定职责参与和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着全程监控非法证据、及时有效排除非法证据等其他部门没有的优势,在非法证据排除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目前我国法律中存在非法证据种类和范围界定不明、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立法和机制不健全、非法证据线索获取渠道有限以及非法证据的启动难、调查核实难、认定难等因素的制约,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检察环节审前程序难以高效运行。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检察机关要对非法证据有效排除,就必须准确把握非法证据的内涵和外延。笔者将非法证据规则中的“非法证据”进行尝试性定义为:因取证时侵犯人的实体权利或严重违反程序收集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等原因,导致证据资格丧失,需要予以排除的证据。笔者结合目前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对刑诉法规定的各类证据中的非法证据进行界定具体范围。对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争议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引诱、欺骗的界限的辨别以及“毒树之果”、重复的自白等证据资格结合司法现状进行分析认定。本文第四章中,笔者针对检察机关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结合当前司法责任制背景,提出了相关建议,主要包括:推动完善检察环节侦查监督立法、多渠道发现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根据办案实际加强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拓宽确认认定非法证据渠道等。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参与者,应当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纠错机制,努力探索和创新,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依法保障人权,不断提升检察机关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