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之名始于唐,原为私人读书场所或朝廷修书机构。宋以后,为官方接受,有的还由朝廷赐书、赐额、委派教官、提供经费等,逐渐形成书院规制,演变为聚徒讲学的地方一级教育组织。延至清代,书院发展历经曲折。清初,由于统治者采取抑制书院发展的政策,因此书院多属民间私立。康熙年间,朝廷的书院禁令渐渐松动,康熙帝还时常向书院赐书、赐额,这些行为无疑激励了官员、士绅兴建书院的热情,但从政策层面而言,朝廷并未废止书院禁令。雍正帝登基后,一改其父对书院的宽松态度,要求“改书院为义学”,并且多次斥责官员要求兴建、修复书院的行为为沽名钓誉,皇帝的严厉态度再次压制了书院的发展势头。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前后,随着皇帝对书院态度的明显改变——由冷淡转为热情,朝廷对书院的政策开始由消极抑制转为积极调控,官方力量开始大力介入书院的建设与管理。乾隆帝对书院的发展做了具体而微的制度规划,延续了雍正帝对书院发展鼓励中加强控制的意图。清末,面对西学的冲击,书院开始了改革,教学内容上对西学多有采纳,但最终难逃没落的命运——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达了改书院为学堂的诏令,这道上谕的颁布标志着传统书院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开始逐渐让位于新式学校。专制时代,书院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统治者书院政策的影响。本论文旨在梳理清朝历代君主的书院政策,揭示其转变的轨迹,并尝试从国家、社会、制度等多重角度来解读清代书院政策的转变,深入探讨促使清朝历代君主对书院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笔者亦尝试从地方志、书院志以及清人文集中通过阅读、整理和排比史料,阐述清代书院政策在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及其对文教事业造成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