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世界贸易与投资的快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经济推动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规模逐渐扩大,2014年曾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吸引外资的最大东道国,吸收外资规模达1196亿美元;2015年度全年实际使用外资1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5.6%;2016年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的数据,中国引入外资达1390亿美元,同比增长2.3%,稳居全球外资流入目的地的前三位置。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过去十年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城市人口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了 2016年的56.35%,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令世界瞩目的高增长时期,然而高经济增长伴随着同样举世瞩目的环境恶化,据统计显示,2015年,在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仅有73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21.6%;265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78.4%。另外,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我国的城市化质量并不高,在城市化的人口中,存在着不充分就业,收入不稳定的群体。201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做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要继续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大力优化外商投资环境,高标准高水平的的建设11个自贸试验区。同时,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打好蓝天保卫战,2017年实现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各下降3%的目标。在城市化进程方面,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2017年达到进程落后1300万以上人口的目标。"因此,新常态时期,我国仍然要参与全球化,进一步吸引外资,继续推进工业化升级和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从现有国内外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来看,大多孤立地探讨FDI的环境效应和城市化的环境效应,鉴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本文将FDI、城市化与环境污染纳入二元经济结构框架,分析FDI、城市化和FDI与城市化的协同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了外资进入对城市化的传导机制、外资进入对环境污染的传导机制,在Harris-Todaro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导入外商投资,借鉴Copeland-Taylor的环境外部性,将环境变量也导入到二元经济模型中,分析FDI对城市化和环境等的效应。为了进一步解析外资对环境的效应,又以Grossman&Krueger和Copeland&Taylor的模型框架具体分析引进外资对环境质量的效应。然后本文利用2005-2014年我国210个地级市数据对我国城市化中的外资与环境质量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果与理论推导的结论大都吻合。主要结论是;第一,引进外商投资提高了我国的城市化率,这是因为FDI进入促进了城市产业的发展,引起了人口往城市的集中;第二,FDI的进入对环境有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在我国,因技术效应较小,因而外资的进入恶化了城市环境质量;第三,城市化与FDI存在协同效应,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FDI的增加对环境质量的恶化作用更大;第四,城市化率的提升引起人口和产业往城市集聚,会恶化自然环境;第五,我国城市最低工资水准的提高有利于城市化率的提高和自然环境的改善;第六,城市化与最低工资的交叉效应值得关注,虽然有利于优化自然环境,却也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并不优化的城市化现状。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仍然要积极外资引进外资,尤其中西部地区;第二,引进外资要特别重视"质",尤其是外资的技术效应;第三,提高城市最低工资的政策要慎行,要配套其他政策,提升城市化的质量,而不是只追求城市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