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农业“黄金时代”的最后一年，随着欧洲经济的复苏和美国进入到现代化、城市化时代，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开始走向衰落，长时间的农业萧条由此开始。同年，一战后美国首次总统选举也拉开帷幕，这次选举是保守和进步的较量，也是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首次交锋。受一战多重影响，美国人选择了前者，保守的共和党入主白宫，开启了1921-1933年共和党连续执政时期，由此人们所熟知的自由放任主义便一直影响着联邦政府的决策。面对农业危机，各方纷纷提出应对之策，第一届共和党哈丁政府出台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Fordney-McCumber Tariff Act）、1923《农业信贷法》(Agricultural CreditsAct)等法案，从侧面影响农业，但并未能缓解农业的困境。相反民间力量反倒显示出了其解决农业萧条的睿智和决心。柯立芝政府时期，农业没有享受到“柯立芝繁荣”，依旧萧条。最具可行性的《麦克纳里—豪根提案》（McNary-Haugen Bill）因不符合自由放任的原则而被总统尘封起来。提高关税来解决农业问题的错误做法却屡屡得到政府的实践。受到经济大萧条的牵连，1929年农业危机加重。共和党宣传的自由放任口号开始失去活力。胡佛总统采取自愿联合的反危机措施，《农产品销售法》（Agricultural MarketingAct）确实发挥了一定的功效，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的错误出台掩盖了《农产品销售法》的成效。虽然这些措施加强了国家干预农业经济活动的力度，起到了延缓危机扩大的作用，但依旧无法治愈农业顽疾。1932年的总统大选是民众对12年共和党执政的彻底判定，也表明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势在必行。虽然共和党人12年的努力没有解决农业的根本问题，其农业政策毁誉参半，但为继任总统实施新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联邦政府和民间各种进步政治力量的长期博弈论证出这样一个事实：自由主义已然过时，国家干预必须也必会来临；这就奠定了罗斯福新政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在1921-1933年农业政策博弈的过程中美国主流思想实现了由个人自由主义到集体合作自由主义到国家进步主义的彻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