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围绕《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的比较研究而展开论述的。鉴于目前学术界虽然对《剪灯新话》及《聊斋志异》的单部作品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尤其是后者,称得上硕果累累；但是就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而言,目前还只是只言片语式的,据笔者目见,还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即着眼于此,从文本出发,就两部作品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从而论证《剪灯新话》对《聊斋志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进而说明前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分为六章,以此来展开论述《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性。首先从两位作家——瞿佑和蒲松龄的生平遭际着手,根据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来探讨二人在生平遭际上的异同之处。通过对比发现,他们在生平遭际上有一些相同之处,比如遭逢乱世、富有才情但又仕途坎坷、拥有深沉的情感经历,然而具体到每一类经历又有所不同,比如两人均仕途蹭蹬,但原因又各不相同,前者与当时政治文化高压政策有关,后者是苦于不第；在感情经历上,前者耿耿于昔日毁于战火的初恋,后者与发妻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正是这些生平遭际上的异同之处使得两位作家的写作追求也不尽相同,瞿佑和蒲松龄均雅爱语怪,前者注重抒情,后者侧重书愤；由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又使他们具有社会担当意识,看重作品有补于事的教化功能,但是由于性情与年龄上的差别,在有补于事的立意上,瞿佑侧重于惩戒,蒲松龄则侧重于劝诫。除了两位作者在生平经历和写作追求上的异同之处,两部作品本身也呈现了一些异同之处。首先在题材层面上,《聊斋志异》中所涉及到的题材在篇章结构、叙写手法及人物身份设置等方面均与《剪灯新华》有相似之处,但是具体到每一类题材又各具特色。其次《剪灯新话》在文体上的突出表现既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而《聊斋志异》被称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杰作,通过对比分析,“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是这两部作品共有的文体特征,但是《聊斋志异》除了这个特征以外,在文体特征上的另一表现是具有杂闻琐记式的笔记体小说的特征。最后,《剪灯新话》在表现手法上最大的特色就是以“诗笔”述小说,讲究语言的的凝练、显示人物之诗情、烘托氛围充满诗意,《聊斋志异》亦注重炼字炼句、显现人物之诗情、景物描写具有诗意,这是二者的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凭借诗词的插入,而后者是以写诗的手法进行小说创作。此外,《剪灯新话》的另一个表现手法是虚实之间的转换模式,从转换的方式及转换意义上看,两者是相同的,但就转换的目的来说,又是不同的。此外,《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之间还存在影响与超越的关系。《剪灯新话》对《聊斋志异》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本事和表现手法上,另外,作为《剪灯新话》的重要仿作《剪灯余话》和《觅灯因话》也对《聊斋志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后者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前者所无法企及的,这就涉及到后者在借鉴前者创作经验的同时,经过一番融合创新,最终又大大的超越了前者。较之《剪灯新话》,《聊斋志异》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写作技巧：《聊斋志异》中的语言文字富有个性,描写更加细致入微以及能够把文言与口语、俗语完美的融于一体,这些都是《剪灯新话》所缺失的；再者,《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更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二是思想境界：两部作品均是以描写爱情见长,但是前者的爱情观局限在爱欲的范围之内,也就是没有脱俗,而后在爱情的领悟上已经上升到精神的境界,没有美丑的知己之爱、超越肉体的精神之恋,这些表明蒲松龄对爱情的领悟已经超出平常的观念,进入更高的境界；在批判现实上也是如此,前者在批判用人制度和官场贪腐黑暗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前者。经过《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之比较研究的探讨,本文认为,《剪灯新话》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明代“剪灯系列小说”及中篇传奇小说,而是波及到了清初的《聊斋志异》。所以,《剪灯新话》从影响意义上来看,其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