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开始的这一段历史，是面对满目苍夷的旧中国重整旗鼓大胆探路的历史，是新政权的掌舵者凝聚民心重塑信仰的历史,在政权转换的关键时期，对旧中国媒介生态的重塑和报业舆论的管理成为共产党文化事业的重心。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与新政权的关系日益敏感，如履薄冰，在这样一个百废俱兴的大时代，媒介生态怎样构建，知识分子如何自处，他们能否看清历史走向，又如何通过媒介发声，便是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通过对1949年——1967年间的“大鸣大放”、“反右”、大跃进、“文革”初期等重要政治事件与文化政策的梳理，以及对解放区知识分子所办《人民日报》、《文艺报》与旧中国报人所办《大公报》、《文汇报》四份有影响力的报纸在新中国的生存状况的概述，探析1949年——1967年的媒介生态及与之相关的知识分子话语方式的转变，概括出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所呈现的几个特点，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集体主义的表达、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对三位建国后积极从事报业活动、政治背景与价值选择各不相同的知识分子——左翼文人丁玲、解放区报人邓拓、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的媒介实践活动进行梳理，以局部观整体，探讨建国初期知识精英所面临的身份困惑，以及他们差异性的精神形态构建，并将其分为始终忠于革命、忠于领袖的虔诚型知识分子，在匆忙追赶新政权脚步的同时急于否定自己的苦闷型知识分子，与或固执己见直言不讳、或专心治学不问政事的抗争型知识分子三类加以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