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中国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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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中国人民的不断努力,我国在2020年底即将完成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 23倍,有七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贫困人数从1978年的7.7亿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降到2019年的0.6%,中国用了短短40年时间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是历史上减贫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是,绝对贫困在统计意义上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中国减贫事业的结束。一方面,扶贫是一个长期事业,扶贫成功的关键在于不返贫。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020年后边远农村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绝对贫困定义下的脱贫人口,其虽然在扶贫政策下收入得到一定满足,但可能并未得到长期持续的稳定收入,存在返贫风险。另一方面,贫困的政策含义需要丰富和拓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除绝对贫困仅仅意味着实现了低水平的脱贫,但相对贫困、多维贫困等其它形式的贫困有可能在未来的城乡统筹过程中表现出来。减贫的方法有很多,包括向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甚至收入性补贴等直接措施,也包括免费提供教育机会和其他服务等间接方法,使贫困人口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高收入,从而增加摆脱贫困的概率。显然,后者的性质和效果可能是长期有效的,这种减贫方式的成果会更长久更持续的。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儿童接受高质量教育,是减贫攻坚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成为很多国家减贫政策的基本战略取向,尽管方式和投入规模不尽相同,但是教育投入方向有很多共性,即通过一定范围和力度的教育推动和资助政策提高国民素质和劳动技能。中国也不例外,在基础教育方面,中国1986年4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来,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到5年,提高到现在的9年以上。那么,就农村发展而言,义务教育的普及虽然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好的教育的机会,但是否提高了其自主脱贫的能力呢?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基于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混合截面数据(2010年和2012年),实证分析教育对贫困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构造广义双重差分法识别义务教育法的政策效果,研究分析教育法对受教育年限和贫困的影响,通过异质性分析从侧面解释教育法是通过提高受益儿童教育水平从而降低贫困的。其次,本文通过教育法构造工具变量,识别教育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如安慰剂检验、控制时间趋势、消除混杂因素和选择偏差等等。最后,结合机理分析,本文从就业结构、工资收入两个方面进行了机制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显著地提高了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水平,且降低了居民陷入贫困的概率,即具有减贫效应。分样本回归结果发现,对于初始义务教育普及率低的地区、义务教育法实施力度差的地区,其减贫效果不显著。研究还发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男性样本组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大于女性样本组,同时也增加了男性样本脱贫的概率,而对女性群体减贫无显著影响。(2)本文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识别教育对贫困的因果效应,分析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居民陷入贫困的概率,具体的,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个体陷入绝对贫困的概率降低5%左右,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降低7%左右。另外,本文还从多侧面的稳健性检验表明这一结果是稳健的,包括消除时间趋势、外生政策冲击和工具变量度量误差等的影响。(3)教育减贫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表明,教育水平越高从事农业劳动的概率越低,增加了居民从事非农工作特别是非农受雇的概率,即教育能够帮助农民拓宽就业途径;另外,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个人收入也会随之提高,且受教育水平对贫困人口的影响更大。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本文围绕义务教育法构造了教育对贫困影响的工具变量,很好的识别了教育的减贫效应;第二,现有与义务教育法有关的论文,很少有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政策效果的,本文用双重差分法很好的避免了内生性问题;第三,本文阐述了教育影响贫困的机理,对当前文献一般只从某个单一角度涉及到教育对贫困的影响是一个有益的补充。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对于教育设计以及依托教育“防返贫”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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