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陵是中国新诗草创阶段的诗人之一。他在文学、教育、社会学等方面都做出了一些贡献,其在文学上,特别是诗歌及其译介、评论等方面的成绩比较清晰地展现了新诗草创时期的真实面貌。刘延陵是新诗史上被忽视的一位诗人,对其诗歌创作、译介及文学活动轨迹的研究有助于完善学界对刘延陵的认识。首先是新诗创作,刘延陵的新诗以1930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21年到1930年间,他的诗歌偏向于主观抒情、表现人情人性美。而从1930开始,一直到他离开中国之前（大约是1937年）,由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他的诗歌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对民族苦难的关注及内心爱国情绪的抒写,感时忧国的情怀使诗歌语调也变得激昂。在这两个阶段里,刘延陵的诗歌内容发生转变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断恶化,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坛的复杂面貌。其次,探讨译介对刘延陵新诗创作和诗歌观念的影响,以及刘延陵对西方现代性诗学经验的转化,这是把握刘延陵新诗风格和诗论的重要切入点。刘延陵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种思潮的关注,不仅体现了刘延陵驳杂的诗学观念,也体现了中国新诗草创阶段复杂的面貌。再次,刘延陵诗学观念主要包括对白话诗与散文诗的认识、“自由精神”及“平民诗学观”,它们代表了刘延陵诗学观念开放、杂糅的一面,也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此外,刘延陵与诗人群体及社团,如《诗》月刊诗人群、《雪朝》诗人群、晨光社、湖畔派、文学研究会、O·M社、白马湖散文派等,都有或深或浅都关系。刘延陵不仅是《诗》的主要编辑,而且还以诗界前辈和教师的身份对新兴社团、诗人做了不少支持和指导对工作。此外,他还参与了《雪朝》《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的编辑工作。通过对刘延陵在文坛活动轨迹的追寻,可以看到刘延陵对新诗坛更多面的影响,并试图通过这些活动轨迹窥见新诗草创阶段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