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特的影像纪录方式,以其客观现实和历史写照的真实性,以及来自生活的艺术魅力影响、启迪和激励观众,使观众能从中重温历史、认识生活、欣赏艺术,从而提高民众的整体文化素质和人文意识,发挥纪录片应有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纪录片又被称为“一个国家的相册”,人们能从中看到这个国家过去的历史、现实的生活,并思考其未来的发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高度重视纪录片的创作、生产和传播,除对本国各类主题的关注外,“中国故事”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拍摄纪录片的热门选题。纪录片属于一种文化,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纪录片在影像表达上的特点,更需要关注欧美自身文化是如何通过纪实影像在中国语境中再生产知识和权力的。虽然中国题材欧美纪录片所有关于中国的画面都拍摄于中国,但摄影机里的“中国图像”不只是单纯纪录现实的某种表征,更包含一种权力或视角。纪录片因其非虚构性成为社会空间的重要呈现媒介,中国题材欧美纪录片实际上是西方话语体系中被构建的“他者”,是蕴含着话语机制的隐喻符号,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表征。在构建过程中,欧美在社会互动下构建出这类文化产品,再通过全世界范围的影像交流与知识共享,将中国标签化、具象化。从空间角度进行中国题材欧美纪录片研究,不仅是一个新视角的突破,且更具有试图以影像空间塑造弥合中国过去并链接未来的意义。本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内容包括研究背景、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相关概念的内涵与理论渊源；研究思路与方法和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呈述中国：身份与空间的建构,本章基于纪录片创作主体的结构、社会空间关系的变化是其创作道路上至关重要的影响因子认识,探讨创作者主体身份的多样化和多元空间的开启与呈现。关于主体身份的多样化,主要研究了行旅身份与直觉形象的生成,诗人角色与独立的文化空间,观察员与公共事务的聚焦,海外游子与故国想象的书写等；多元空间的开启与呈现,则包括公共空间的扩张、私人空间的渐显、边缘空间的呈现等。第三部分,异域图景：想象的流放地,本章从纪实影像的空间符码为出发点,阐述了当代欧美纪录片在意义生产中建构的关于中国空间的图景,包括政治空间、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剖析纪录片表达中最基本的外观与标记性的中国空间符码,并分析以此勾勒出的中国不同时代的影像轨迹。第四部分,杂糅的表达：多元纪实的形态与风格,从美学角度看,纪录片作为一种影像呈现方式,其影像纪录形态、风格和形式是有其内在的艺术支撑。本章探讨当代中国题材欧美纪录片在艺术表达方式上的多元化,既有对西方传统纪录模式继承的基础之上的演变,还有突破传统、加入中国特色的纪录美学形态。第五部分,中西对话：影像映照与交互审视,本章以中西话语和中西纪实影像的交叉事实为基础,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视角来考察中西方话语在纪实影像中的渗透和博弈；思考国际电影节尤其是欧美电影节对中国本土纪录片创作的影响；研究中西合作拍片的成功经验及对当下的启示。本文希望借助已有的理论,通过对当代中国题材欧美纪录片影视艺术和美学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相对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国题材欧美纪录片的逻辑关联及其深层隐喻意义。研究意义具体地说：一是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国际文化环境。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形象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是国家的一种“声誉资本”,良好的国家形象会带来良好的声誉。目前,中国形象正面临多重挑战,通过对当代欧美纪录片这一类视觉性文本的研究思考形塑“中国”的问题,有利于了解中国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视听表述独特性和具象化特征,为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制定文化发展政策、加强对外宣传等工作提供参考与依据。二是有助于从文化层面寻找中西方的差异和自我反思。中西双方由于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创作者拍摄视角、时空观念、关注重点上都存在差异。研究当代欧美纪录片中的影像中国,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西方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从而减少冲突和偏见,消弭隔阂和误解,促进和谐共荣。从欧美纪录片视角重新“看”中国,不仅可以促成我们对西方价值观的认知,也有助于我们对自身进行反思。三是对当下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有积极借鉴和启示意义。通过对当代中国题材欧美纪录片的具体研究和分析,既要看到欧美纪录片创作积极的方面,如欧美纪录片选题关注的角度、内容,涉及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摄影的构图方式、表现手法等艺术手段等,对于当下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但也要重视防止中国题材欧美纪录片,对于中国影像传播的负面作用。以欧美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为镜,对当下中国文化自觉不无裨益。本文试图通过对欧美纪实影像中是如何对“中国”进行种种不同表述的研究与阐释,探讨影像纪录背后关于文化、观念、历史和权力的问题,即不仅仅在于分析欧美纪录片组织排列中国影像的呈现,更重要的在于对以纪录片为中介,从中西方文化碰撞下产生的一个极为复杂的动态关系结构进行思考,为中国本土纪录片的自我反思提供世界级的参照。为当下的中国纪录片作品走向海外市场,以及在纪录片市场进行国际合作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由于与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相关理论的未成形和实践的多样复杂性,相关研究方法也尚未形成体系,加上当代中国题材欧美纪录片的影像资料十分庞大且难以收集,使跨文化视阈下的纪录片研究难免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可能存在牵强之处,论文中的有些观点和分析方法,也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和完善。但本文真诚期望,能通过上述研究和思考,在面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纪录片这一强势文化资源时,借“西方之眼”,观“中国之心”,探讨如何有助于构建当代影像中国,传播中国文化,为今后中国本土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提供些许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