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长期以来,这种经济发展是以高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因此,为保证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将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模式转变势在必行;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审计不可或缺。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中央审计委员会要着重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能力,把工作重心放在指导全国审计工作上,领导全国各审计部门实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权力规范运行和促进反腐倡廉的审计目标。习主席在本次讲话中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放在了审计机关履行审计监督职责的第一位,这一职责也将成为今后政府审计最为重要的目标。政府审计与国家治理有着天然的联系,国家治理效率的高低影响着政府审计能否有效促进经济健康发展。2013年发布的《北京宣言》中明确指出,政府审计的中心目标是促进国家实现善政良治,而国家得以良治的一项重大有利成果就是有效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进行政府审计、政府治理效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6年30个省、直辖市(不含西藏)的相关数据,根据直接管辖关系将政府审计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以前审计长刘家义的免疫系统论为理论基础,从政府审计的预防、揭示和抵御三种效应出发,分别研究了中央政府审计和地方政府审计在一段时间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政府治理效率在这种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央政府审计的预防效应会在短期内阻碍地区经济发展,但这种阻碍作用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可能是由于中央政府审计较高的威慑力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求自保而不作为所导致;中央政府审计的揭示效应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这种促进作用不具备长期性;中央政府审计的抵御效应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对经济发展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第二,地方政府审计的预防效应在短期内不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但会在中长期产生负面效果,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之一是被查处的人员工作交接存在问题;与之相反,地方政府审计的揭示效应和抵御效应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且这种促进能力的持续期间很长。第三,政府治理效率在政府审计对经济发展的多项影响中都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较高的政府治理效率不仅可以加强中央政府审计揭示效应、抵御效应以及地方政府审计揭示效应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水平,还可以使地方政府审计的预防效应在短期起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抵消其长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