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会继续扩大,21世纪无疑是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全面开放的时代,世界各国只有顺应潮流,选择走经济一体化、国际化道路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从而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立足。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之一,在改革开放后,紧跟时代步伐,面临投资主导型的国际分工,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国际贸易投资企业遍布世界各国各地区。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尤其是刚刚过去的21世纪的头十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近47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改革以及我国政府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走出去”,将投资贸易范围延伸海外,然而“走出去”必然面临区位选择的问题,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分布并不均衡,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必然有其特殊的原因。具体而言,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制度,制度提供了一个国家的法律、经济以及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安排,决定了商业活动中的交易、协调成本和创新活动的程度。不同国家在制度环境上的这些差异便形成了制度距离,制度距离不仅会加大跨国经营的成本,还可能增加跨国投资的风险。本文利用Scott对制度距离的分类方法,即管制距离、规范距离、认知距离。并且结合国家政治风险指数和全球治理指标对这三大制度距离进行了分类,分别设置了多个分类制度距离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再利用2005-2010我国对世界各国的OFDI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方程模型,运用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对方程进行了回归分析，从而深入研究制度距离对于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便得到更加精准的结果。然后利用Amos17.0软件对制度距离指标的分类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除了管制距离下一个分类指标(政府稳定性距离)的因子载荷不显著,其余所有可测变量(各分类指标)与潜在变量(三大制度距离指标)的载荷系数都是显著的。在确保数据和分类准确的基础上再进行回归,通过回归结果发现,我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越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小。在各种制度因素中,管制距离下的法律制度距离和政府稳定性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监管质量距离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规范距离下的社会经济状况距离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认知距离下的民族主义距离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通过将所有分类指标进行取均值得到三大类归类制度距离指标,再次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三大制度距离都与OFDI流量是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的。因此,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文验证了自己的假设,即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越大,我国在东道国的投资越少。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在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