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共赢的时代背景下,合作一直是各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以往的研究大多从决策设置等方面对合作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对来自对手层面信息的研究较少,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研究来自对手层面的信息对合作决策的影响。将关系亲密度不同的被试置于相互依赖的情境中,通过双人互动的社会善念实验范式及公共物品困境,研究对手表达的社会善念对感知方在互动博弈中合作决策的影响。社会善念的表达是种满足并尊重对方需求的行为,积极情绪是需要被满足时产生的快乐的情绪体验,因此在研究中除了探讨对手表达的社会善念对感知方在互动博弈中合作决策的影响外,我们还将继续探究积极情绪在感知社会善念与合作决策之间是否起中介作用,并考察表达社会善念方与感知社会善念方之间的存在的关系亲密度在影响合作决策的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采用2（感知社会善念高、低水平）×2（关系亲密度高、低水平）两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对120名关系亲密度不同的在校大学生（朋友和陌生人）进行了研究。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阶段:首先,让被试填写人口学变量问卷、关系亲密度测量问卷（他—我融合度量表（IOS））、额外变量问卷;进而让被试感知来自有对手（朋友或陌生人）表达的不同水平社会善念;接下来通过相关问卷测量不同水平社会善念对被试的影响,问卷包括感知社会善念有效性问卷（回溯性问卷）,积极和消极情绪量表（PANAS）等;最后通过由博弈论为基础改编的公共物品困境——红包接龙游戏,测量个体在完成互动实验后的合作决策水平。研究结果显示:（1）感知高水平的社会善念会促进合作决策。感知高水平社会善念组的被试在互动博弈的合作游戏中贡献金额显著高于感知低水平社会善念组。（2）积极情绪在感知社会善念与合作决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感知高水平社会善念组较感知低水平的社会善念组产生更高水平的积极情绪,进而在后续的合作游戏中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合作决策。（3）关系亲密度调节中介模型,关系亲密度通过调节感知社会善念对积极情绪的作用,进而影响合作决策。具体表现为:高关系亲密度弱化了感知社会善念对积极情绪的影响,关系亲密度高的被试的积极情绪受感知社会善念水平影响较小。较关系亲密度低的被试,关系亲密度高的被试的积极情绪不会因为感知到低水平的社会善念而受到抑制,即使在感知低水平的社会善念水平时,其积极情绪水平显著高于关系亲密度低的被试。由此得出结论:当个体感知到高水平的社会善念时,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合作决策,与此同时高水平社会善念会诱发感知者个体产生积极情绪,该积极情绪会促进合作决策的发生。不同关系亲密度个体间,不同水平社会善念导致的的结果有所不同,高关系亲密度会弱化社会善念对积极情绪的作用,关系亲密度高的被试的积极情绪受社会善念影响较关系亲密度低的被试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