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善意取得制度最早出现在《物权法》中,其主要价值在于平衡民法中的各种利益冲突,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开始施行,其吸收了《物权法》有关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资本市场的持续活跃与逐渐成熟,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交易方式在公司实践中日趋频繁和活跃。股权的善意取得在商法领域中的适用也变得更为重要。关于股权的善意取得,我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规定了两种股权适用善意取得的情形,从立法层面肯定了股权可以适用善意取得。但对与其相关的其他问题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只用“参照适用”的方法,将物权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等规定生硬的应用于股权的善意取得之中,从而引发由于立法规定的不清晰,在股权转让中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会出现混乱的现象。笔者认为,对股权善意取得作出这样的规定,忽略了股权与物权二者之间存在的区别。股权虽然具有与物权类似的属性,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物权,其具有物权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质。它综合了物权、债权以及人身权的内容,是财产权和人身权的有机结合。股权善意取得与物权善意取得相比,更具复杂性。因此,关于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一系列问题,在学界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同时,商法与民法相比较,在对交易安全和信赖保护方面的要求相对更高,体现在具体制度上,商法中的善意取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财产权,二是处分权。由此可知,构建完善的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对于维护商事活动中的交易安全、促进商事活动的交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股权的善意取得问题,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表现为无记名的等额股票,其在市场上流通不受任何限制,自然可以适用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但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人合性和封闭性,是否应当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中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学界对此尚未达成一致。因此,本文中所讨论的股权善意取得都是针对有限责任公司展开的。文章从股权善意取得的相关概念入手,采用规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明确了股权善意取得的适用情形、股权转让的生效条件、受让人善意的认定标准等问题。并结合股权善意取得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股权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角度,提出了对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除了绪论和结论部分,文章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基本理论进行了阐述与分析。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国立法及司法中的现状进行说明,并根据说明的现状分析出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第二部分与第四部分的过渡,通过对大陆法系中一些国家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方面规定的叙述,得出德国法的相关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我国构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提供一些启示。第四部分是文章最后的落脚点,即针对上文所分析的问题,同时借鉴《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中一些有价值的做法,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一是明确隐名出资中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二是完善股权善意取得的适用情形;三是明确受让人善意标准;四是确定股东名册为股权的公示方式;五是明确股东名册的变更为股权的变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