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在丁玲，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梦想和愿望，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和激情。丁玲一生都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纠缠在一起，至死未解。就丁玲与革命的议题，无论是在方法、视野还是深度上都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笔者发现丁玲在上世纪20-40年代小说叙事模式与其革命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敏感的作家往往是时代感应的先声，形式的试验往往成为了他们冲破传统、震荡思想、变革社会的武器。在现代文学史上，丁玲并不是种种文艺主张的开创者，但不可否认她却是其中颇得要领的弄潮儿。对于丁玲每次的创作转向，以往评论者往往持有一种切分的目光。然而，在笔者看来作家的创作并不会因为一次文体的突变和先锋试验而将旧有的语言习惯、表达方式、他所擅长和天然适合的创作技巧彻底抛弃，而对于曾经取得巨大的成功并与作家极为相宜的旧的方式虽然会因为作家思想的转变与的创作上的调整压抑而暂时隐藏，但其非但不可能彻底消失，而且常常在不经意时重新出现。本文用“自我表白型心理叙事”和“长篇客观叙事”概括了丁玲20至40年代小说叙事的两种模式，用“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个人革命意识”来概括丁玲的革命思想。通过梳理出两种叙事模式交替反复的脉络，呈现丁玲创作的连续。此外，通过对着两种叙事模式的深度分析，揭示出，对于小说家丁玲而言，革命意识需要依靠叙事模式来实现，叙事模式中内置作家革命意识，革命意识的调整、深化与冲突与叙事模式的调整转化处于同步关系。不仅如此，历来研究者对丁玲30年代初以及4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左翼无产阶级革命小说评价极低，然而，笔者借助于对此期小说叙述视角、叙述者立场以及叙事模式的细致考察，发现在“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丁玲“个人革命意识”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寻求更为隐微的表达。由此，呈现左翼丁玲形象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丁玲是20世纪文学史上一位极为独特个性的作家，重新认识并思考丁玲小说叙事模式与其革命意识之间的关系，让笔者更加怀念、更加感慨、更加思索于那位一旦热情燃烧起来便不顾一切的丁玲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