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道德革命固然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但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而言,它又是明清时期长期思想运动的结晶,是思想家理性思考的结果。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级出现,阶级矛盾加剧,现实生活与理学压抑人性、遏制人们的物质欲望的道统观念日益冲突,反理学思想因此兴起。经过明末清初到戊戌辛亥期间进步思想家的批判,理学的地位一落千丈,“三纲”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由是,封建的传统道德失去了往日的权威,日渐衰败。戊戌辛亥时期,人们在对“三纲”的批判中,提出了新道德、旧道德,真道德、伪道德的概念,梁启超率先提出了“道德革命”的口号,主张“发明一种新道德”,取代“三纲”。为此,他提出了公德与私德、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服从、利己与爱他、独立与合群等许多新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规范,为中国道德史增添了许多新的道德元素,弱化了传统道德的影响。有清以来的思想运动为五四思想界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传统道德的弱化,更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人们的道德活动领域极度扩张,长期被压抑的激情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向旧道德发起攻击。五四道德革命是五四思想家对民初现实政治深入思考后所做出的抉择。他们认为,封建的伦理道德是专制秩序的思想基础,旧伦理、旧道德同专制政治是一体的,只有摧毁旧的伦理道德,才能从根本上动摇专制政治,否则,专制政治纵一时被推翻,尚可再生。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并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敬告青年》是道德革命的宣言,也是一篇讨伐旧道德的檄文,宗旨是呼吁国人排除旧道德,树立新道德,融入世界潮流,走进现代生活,进而改造社会。辛亥革命后,适应袁世凯专制统治的需要,尊孔、复辟逆流甚嚣尘上,因而批判孔教就如陈独秀所说,成为道德革命之先声。五四思想家深刻指出,以尊卑有序、贵贱有等、君权至上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鲜明地反映了孔子的礼乐征伐白天子出,严格等级制度,反对犯上作乱的思想；孔子思想是封建伦理道德之源,是维护宗法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是封建帝王的护身符,是专制政治的灵魂。孔子生长在封建社会,所提倡之道德,乃封建时代之礼教,古今社会不同,不能适应现代生活。欲以孔子之道支配今之社会国家,统一现代人心,规范社会秩序,只能阻碍社会的文明进步。家族制度是宗法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组织形式,是承载封建道德礼教的实体性领域。孔子之道,儒家学说,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集中表现在家族生活中并从家族扩展到全社会。家族伦理是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的基础,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平天下。因而,五四思想家在批判尊孔论,揭示孔教与历史及现代生活关系的同时,对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展开批判。孝是家族伦理之本。儒家讲孝,固有敬养之意,但其本质是不违、顺、从,子从父、妻从夫,尊上抑下,尊男抑女,尊长抑幼,由此演成君权、父权、夫权的绝对化,不仅抑制了个体的独立自由,也形成了全社会的奴隶主义。因而五四思想家批判家族制度、批孝,宗旨是呼唤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与此同时,五四思想家还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摧残,提出了妇女解放的主张。迷信鬼神,表现的是浅化蒙昧；偶像崇拜,则演为尊古、尊圣等不变的习俗,都是奴隶主义道德的重要根源。这些迷信观念的泛滥,极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新思想、新道德的传播。因而,五四思想家不得不用相当精力去清除这些浅化意识,揭露灵学及巫术、占卜、扶乩等邪说的荒诞性和欺骗性,揭露各种偶像崇拜的本质,反对依附于人、依附于神、依附于命的奴隶道德,提倡理性的,科学的,真实合理的信仰及人格独立。五四前期的文学革命并非纯文学运动,而是思想革命、道德革命的一部分。旧文学是旧道德的载体,二者相依为命,互为表里,因而反对旧道德必须批判旧文学。在封建社会中,文言与白话,实际上反映了上流社会与下等社会、贵族与平民、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社会分野和等级界限。白话文运动本身就表现了语言使用上的平等要求,也为新思想、新道德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文学革命中,鲁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揭露旧礼教旧道德的“吃人”本质；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主张文学创作要关注人生,启发大众养成“人的道德”,都有力地批判了旧道德。“调和论”是道德革命发展的主要障碍。调和论在中西文化关系上标榜折衷,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又主张发扬中国的固有道德,所谓“物质开新,道德复旧”,本质上是道德复古主义。五四思想家批判调和主义。其中,李大钊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道德不是超自然的,是与社会物质生活密不可分的；社会物质生活不断进步,只有开新,不会复旧,道德只能适应物质生活的进步而进步,不会离开物质生活的进步而复旧。20年代出现的“精神文明论”和“农业文明论”是调和主义的变种,前者反对物质文明,反对科学,主张通过“内心修养”实现古人的那种道德生活；后者反对发展工业,主张回归农业社会及其道德文明。五四思想家明确指出,没有离开物质文明而单独存在的精神文明,而所谓农业文明,不过是“开倒车”,要使中国回到古代社会去。五四思想家始终致力于新的道德建设,所谓新道德,大都寓于对旧道德的批判中。他们继承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优秀传统道德,吸收了西方优秀的近代文明成果,努力改造资产阶级道德,提出抛弃私有制度下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们提出了“助弱抗强”的社会主义伦理观,主张关注弱势群体,扶助劳动者以抗资本家,扶助女子以抗男子,实现社会的普遍平等和大多数人幸福,从而初步构建了新道德体系,奠定了现代道德基础,把道德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五四道德革命是有清以来,特别是戊戌维新时期思想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对民初历史呼唤的回应,应时应势而发。它颠覆了以“三纲”为核心内容的封建道德,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同时,提供了丰富的新道德资源,广泛传播了近代文明,特别是社会主义伦理的提出和实践,具有广泛的动员力量,催生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这是一场代表了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方向的伟大的政治革命和道德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五四时期的社会转型。五四道德革命是知识分子发动的以救亡为目的的文化运动,充分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它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化的面貌,使中国文化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也直接推动了救亡运动的发展,孕育了民族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