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哈罗德·布鲁姆被认为“提出了过去二十年来最大胆、最有创见的一套文学理论”,而其最有影响力、最使他闻名的当属他的《影响的焦虑》。在该书中,布鲁姆以其独特的聪明才智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他摒弃了传统影响观的束缚,结合弗洛伊德心理学说等,提出了“影响的焦虑”理论。该理论认为,后辈诗人与前驱诗人之间的关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继承关系,而是一种激烈的斗争关系,原因在于：后辈诗人作为“迟来者”,发现前驱诗人写尽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自己难以创新,只好借用前人,然而取人之为已用难免会产生一种负债感,有已不如人的感觉,由是而产生了“影响的焦虑”。于是,“迟来”诗人为了摆脱这种焦虑感,会强烈“误读”、“修正”前人的作品,从而达到“立言”、立异的目的。尽管该理论是作为文学理论提出的,但笔者认为,它完全可以用来研究文学翻译,尤其适用于文学翻译中的译者创造性叛逆研究。而本文运用“影响的焦虑”来研究创造性叛逆中的译者主体性,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在笔者看来,译者与原作者及前驱译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布鲁姆所说的后辈诗人与前驱诗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相对于原作者而言,译者也是“迟来者”,面对原作者写就的“伟大原作”,深感翻译之难(或自己的创作之难,因为文学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又无法摆脱原作的束缚,一方面唯恐不能尽忠实原作之责,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不能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不能使译作“永垂不朽”,于是,“影响的焦虑”油然而生。同样,为了克服这种焦虑,译者也会“误读”、“修正”原作,而这正是译者主体性造成的,同时又是译者创造性叛逆的体现。本文主体部分包括五个章节：引言部分介绍了该课题的研究现状、背景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第一章简单介绍了布鲁姆及其取得的学术成就、“影响的焦虑”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该理论对文学批评的贡献,并分析了“影响的焦虑”理论之于文学翻译研究的适用性,最后提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根源于译者感受到的影响的焦虑。第二章首先指出传统译论视译者为工具,过于强调原作者对译者的影响,压制了译者主体性；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称译者为原作“来世”的操纵者,实际上是彻底否定作者对译者的影响,夸大了译者的主体性；然后提出：创造性叛逆理论既承认译者在翻译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又不否认其受动性的一面,全面阐释了译者主体性。第三章从“影响的焦虑”理论角度,分析译者主体性：文学翻译者通常会感受到两大影响的焦虑,一是来自原作者,二是来自前驱译者。正是这两大影响的焦虑,导致了译者必然对原作者进行“创造性误读”,译者的“创造性误读”决定了译者的翻译是对“伟大原作”的修正。第四章列举大量实例证明了霍克斯英译《红楼梦》中存在的主要创造性叛逆形式：有意误译、注释增译、改编、省译。第五章运用影响的焦虑理论分析霍克斯创造性叛逆的根源及途径：霍克斯在其英译《红楼梦》中实施各种创造性叛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作为强者译者,渴望与原作者及前驱译者“竞争”,“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幻想永垂不朽”,由此而产生了影响的焦虑。为了克服这种焦虑感,实现自己内心孜孜以求的梦想,霍克斯强烈“误读”父亲作者曹雪芹,并通过“克里纳门”(有意误译)、“苔瑟拉”(增译)、“魔鬼化”(改编)及“阿斯克西斯”(省译)四种修正比,对“伟大原作”《红楼梦》进行修正,以达到“立言”、“立异”的目的。最后本文得出结论：运用“影响的焦虑”理论研究文学翻译,可以从译者的心理动机入手,探究译者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这就更强调译者的心理因素,肯定译者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并不否定其受动性,从而从根本上确立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这对将译者从传统“仆人”身份彻底解放出来,准确、客观地把握译者主体性,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每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对于“影响的焦虑”理论,我们应该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批判地继承、吸收,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