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近十多年的时间内，以20世纪80-90年代为主导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逐渐展现了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日常生活方式，对城市“打工”拥有了不同话语体系，正处于告别“乡-城”漂泊的阶段，努力加快在“全方位”融入城市生活，获得新的社会身份。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分治”，新生代农民工这种社会融入需求的增长和当前社会政策体系的相对滞后构成了新的矛盾。由于政策性和制度性的制约，农民工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仅仅实现了“劳动力”的转移，仅仅实现了“职业身份”的转移，而没有实现“农民向市民”社会身份的转移，农民工在城市还无法与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城市”待遇，无法同等地享受城市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当然，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价值观、职业观、人口学特征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更易被边缘化，所以，其社会融入需求也更具迫切性。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突显出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中重视流动人口的城市化，想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加快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达成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在城镇定居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农民工只有真正融入社会，才能落实其“市民化”身份的转化;只有平等享有城市公共服务，才能实现其城市社会身份的认同;只有分享改革开放的积极成果，才能真正破除我国的“伪城市化”困境。显然，在加快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发展新阶段，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目前而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排斥、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方面，这些研究对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的困境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但其研究的问题“单一性”比较明显。本论文试图把社会政策的发展维度嵌入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思考中，即通过平衡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的关系，旨在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社会投资，化解在制度、经济、社会、组织等方面形成的社会融入的多元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　　本论文通过对杭州市两个社区的实证调研，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困境和原因进行了分析，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理论视角，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的可行性，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经济政策有利于化解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的基本生存困境，社会政策则有利于解决社会排斥和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只有在对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同等重视的基础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才能够真正实现。二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是城乡二元制度的隔绝、社会组织平台的缺乏、城市居民的歧视、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乏等。因此，要摆脱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多元困境，迫切需要政府从中长期的战略角度加大政策创新，重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实践，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