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中美贸易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中，中美贸易摩擦的形式最为多样化，也最为典型。研究中美贸易摩擦，通过探究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已成为消除或减少中美贸易摩擦，维持和发展良好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改善中国全球政治经济地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同时，也对全方位建立我国的贸易摩擦预警和反应机制具有指导作用。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动态博弈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中美贸易摩擦。该模型的分析表明，国家采取报复还是自由贸易取决于国内政党的政治博弈，而政党博弈的基础是国内企业(利益集团)的寻租能力。这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贸易摩擦损害国家的整体福利，而许多国家(这在美国表现得更为突出)却仍背道而驰纷纷挑起贸易领域里的争端；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在考虑贸易摩擦的解决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各国内部的政治因素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并将其纳入最终的解决框架。这个模型及其假设契合了美国的政治生态，从理论上以内生政治决定过程的视角勾勒出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博弈机制。分析指出中美贸易摩擦是内生政治过程的结果，也就是美国政党和利益集团围绕政治捐资(政治利益)而在贸易决策上博弈的结果。当博弈的结果显示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挑起贸易摩擦能获得的政治捐资(政治利益)比维持自由贸易时更多时，则贸易保护主义就占上风，中美贸易摩擦也就由此而生。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并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美国采取的贸易政策在考虑经济的同时，也强烈地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和政治现实的结合，是美国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分析指出中美贸易摩擦牵涉到从贸易到金融，从经济到政治的广泛领域，如果单纯地从经济利益、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探寻某个政策是否“合理”，就容易陷入迷茫。在美国的政治规则下，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将人权等非贸易问题融入贸易政策的做法，有其存在的基础。只要贸易保护主义仍然强大，美国政治继续坚持着这些游戏规则，这些看起来有些荒诞的做法就有可能继续在中美贸易的舞台上上演，但这些论调和做法并不能改变中美贸易向前发展的大趋势。在理论研究之外，本文归纳了中美贸易摩擦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微观贸易摩擦阶段(1980～1989年)、贸易摩擦政治化阶段(1990～2001年)和宏观贸易摩擦阶段(2002年至今)，并简要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中的表现形态。为弄清中美贸易摩擦的内在原因，本文先对中美两国贸易发展的总体状况进行了分析，并从贸易依存度、贸易结合度、贸易结构的竞争性方面分析了中美贸易关系的特征。分析表明，中美贸易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中美贸易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对美国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处于被动、劣势的地位，而美国在国内政治的干扰下，往往会在中美贸易上挑起纷争，以掩盖和转嫁其国内经济问题出现的矛盾。从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较高，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较低，数据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性明显大于美国对外贸易对中国的依赖性，这表明中美贸易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而从中美贸易结构竞争性的分析来看，相比于美国，中国外贸结构表现出比较严重的不均衡性，而且竞争力强的产业是处于产业结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附加值低，但能吸收大量劳动力，一旦因其强大的竞争力影响了贸易对象国的同类产业竞争力，就容易让贸易对象国把其国内失业增加的原因归咎于此，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下，被认定为对贸易对象国的同类产业造成了损害，结果招致反倾销或“特保措施”的制裁。另外，分析表明中美贸易问题存在政治化倾向，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其说是经济事务问题，不如说是政治决策问题。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本文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形态进行分析，并分析了产生贸易摩擦的根源。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分析了东亚因素对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影响，并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增大是否是造成美国总的对外贸易不平衡的根源。本文还运用了计量经济学的Granger检验方法，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以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与美国的失业状况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最后还简单考察了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是否过度。基于实践的考虑，本文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几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和评述，并提出了某些启示。最后，本文研究和提出了若干中美贸易摩擦应对对策。鉴于贸易摩擦最终的制裁措施往往反映为实施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本文建立了一个“不完全信息和反倾销威胁下基于效率的最优出口贸易政策模型”，证明了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基于完全信息假设的最优出口贸易政策失效，论证了在不完全信息和反倾销威胁条件下，激励相容的最优出口贸易政策要求出口国政府依据进口国国内要求保护的压力大小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应对对策部分，本文则从三个大的层面提出了若干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策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