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决策是国家立法活动极其重要的一环,是保证立法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先决条件。立法决策的失误不仅意味着立法决策成本的损失,而且会带来法律冲突或法律虚置的恶果。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克难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立法既要解决社会多元化的利益冲突、又能在社会中发挥实效、并与改革决策相适应。这是新的社会现实对立法工作提出的巨大挑战。因此,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语境下,完善和构建立法决策协商机制,能够引导各方主体进行充分的利益博弈,并在此基础上切实促进立法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发展,支撑法治现实运行。2015年我国立法法的首次修改,为理顺多方利益主体关系、构建立法决策协商机制提供了契机。综观历史,古代社会中已有立法决策协商的文化因子的萌芽,它的近代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度断绝却又重生和发展。当代立法决策协商深受历史和地方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我国现行立法决策协商机制仍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即法律程序规则缺失、程序运行重心偏移、非正式公共领域力量弱小以及共同利益基础薄弱。建议首先应厘清立法决策协商机制的法理基础和现实基础,并结合中央和地方立法协商的经验启示予以完善。具体的路径选择在于：其一,就纵向层面而言,在地方立法权扩容背景下构建中央与地方立法决策权的有序协商制度,防范地方立法决策的利益保护主义；其二,就横向层面而言,则分别从立法决策主体、立法决策过程和立法决策结果三方面来完善立法决策协商机制,发挥立法决策法定主体和影响主体的不同作用,并在运行过程中建立关键性的立法决策协商机制,如立法决策协商的问题多元化发现机制、立法决策协商的过程跟进和完善机制、立法决策协商成果的评估和回应反馈机制,最终,实现以法治为核心的协商机制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