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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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讯巨头中兴到芯片制造商福建晋华、LED芯片制造商三安光电,再到2019年5月的华为,在中美贸易摩擦稍有缓和的背景下,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出口管制制度再次成为热点。在出口管制问题中,维护国家安全和贸易自由是一直以来各国学者寻求平衡的两大因素,尽管各国出口管制法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制定,但是,极少有国家在出口管制法中对“国家安全”一词给予定义。而在国内立法中,即便有些国家制定了国家安全法,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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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讯巨头中兴到芯片制造商福建晋华、LED芯片制造商三安光电,再到2019年5月的华为,在中美贸易摩擦稍有缓和的背景下,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出口管制制度再次成为热点。在出口管制问题中,维护国家安全和贸易自由是一直以来各国学者寻求平衡的两大因素,尽管各国出口管制法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制定,但是,极少有国家在出口管制法中对“国家安全”一词给予定义。而在国内立法中,即便有些国家制定了国家安全法,也很少对“国家安全”给予说明。各国之所以对“国家安全”极少给出定义,主要是因为定义太过准确或过于模糊,都有可能损害国家安全或出口管制法的理想效用。而且国家安全问题是一个动态问题,它会随着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对这个概念解释和适用的高度的自由裁量权,也就衍生出了泛化(扩大化)国家安全概念在出口管制制度中的适用这一问题。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笔者发现美国出口管制制度的改革似乎有着“泛国家安全化”的趋势,因此本文由相关事件引出对美国出口管制体系的探究与思考,阐述了美国出口管制体系的产生与演变以及现代化改革的种种特点。进一步引出了出口管制的“泛国家安全化”趋势,探究国家安全与出口管制的平衡点,并且对“泛国家安全化”的出口管制趋势的规则体现及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攘外必先安内,从根本上建立自己完备的制度。此外,要以中兴事件为戒,引导企业合规,由相关部门出台类似《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的文件对企业风险规避、合规制度建立进行引导。更要加强企业自主研发,加大技术研发投入,鼓励技术研发。同时积极运用国际法应对美国出口管制的“泛国家安全化”趋势,在WTO的改革中积极发声,争取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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