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时期淮系政治势力的重要一员,李经羲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一度担任云南巡抚的基础上,于宣统元年（1909）又被任命为云贵总督,直至宣统三年昆明辛亥重九起义后被革命力量“礼送”出境。如此看来,李经羲督理云南,是其政治生涯的颠峰。在王朝统治危机、边疆危机的背景下,李经羲以其督理云南的诸多努力,换来的却是清王朝在西南边疆统治的终结及其自身末代云贵总督的身份。因此,对以督理云南为中心的李经羲的研究,既可补充学术界尚无李经羲专门研究之缺憾,推动晚清政治与政治势力的研究,还可通过这位末代云贵总督的人生历程,探视清末西南边疆的社会状况与社会变革。虽然,学术界已出现了诸如何耀华主编的六卷本《云南通史》,编写组集体编写的《云南近代史》、《云南辛亥革命史》,潘先林等著《天南电光:辛亥革命在云南》等论著,对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云南历史进行了探讨。然而,相比较而言晚清西南边疆与云南地方民族史的研究仍显薄弱。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咸同年间云南各族反清大起义、清王朝恢复统治秩序和云南辛亥革命的研究三个方面。在晚清恢复统治秩序的研究中,学术界多注意研究咸同起义以后,清王朝及云南地方统治者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恢复统治秩序的研究,很少注意到封建统治秩序基本恢复后,清王朝为挽回颓势而以锡良、李经羲等云贵总督为中心实施“新政”改革的研究。因此,对末代总督李经羲,也只有学者探讨了其与国会请愿运动的关系（1）,及作为清末云南地方统治集团代表与云南辛亥革命的关系（2）,从而形成了晚清西南边疆历史研究的一个缺失。鉴于此,本论文在借鉴并吸收现有晚清西南边疆史研究、李氏家族史研究的基础上,从档案、实录、史志、文集及家谱等方面搜集相关资料,尝试性地对李经羲展开专门研究,希望以其政治生涯的考察能为清末云南地方统治、西南边疆社会的转型与变革提供新的认识视角和知识。本文共分前言和6章正文,后以“李经羲年表”作为附录。本论文从李经羲的家族家世与人生历程入手,阐述他的学习和科举经历,探究家世家风对其性格能力培养的作用;进而梳理李经羲早期为官经历,考察他入仕初期的能力砺练;重点探讨李经羲担任云贵总督后督理云南的举措和影响,分析其在革命大潮将至时的矛盾与彷徨;论文也交待了清朝灭亡后李经羲的政治生涯与归宿;论文最后对李经羲督理云南进行了评价。通过研究,本文在前人基础上有了一些自己的创获:首先,对末任云贵总督形成了专门系统的认识。较完整地阐述了其家世与生平、初仕经历、任云贵总督时的督滇情况,以及政治归宿。文末还以年表形式简要反映其生命历程。其次,将晚清政府镇压咸同年间云南各族反清起义后的统治秩序恢复,与政局稳定后清政府实施新政力图改革以挽救危机的历史区分开来,通过李经羲对云南新政的推进,筹办宪政,兴办实业,发展近代企业,改革军制,经营云南陆军讲武堂,控制军权,处理边疆危机,筹办边务,镇压各种势力的反叛事件等,探寻内忧外患环境下云南地方政府经营治理西南边疆的历史内涵和得失,补充和拓展了对清末云南经济社会状况及嬗变的认识。第三,梳理和考察了李经羲在云南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与表现,客观地指出了其政治上的两面性:一方面要忠君,维护封建统治,警惕和防范民主革命,扼杀革命端倪,维护大清苟延残喘;另一方面,又对晚清云南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党人的“不作为”,客观上予以宽纵,甚至保护,有利于云南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李经羲才会在云南辛亥革命后,由革命党人的阶下囚被“礼送”出境,并在民国时期顺应历史潮流,在袁世凯、黎元洪政府中任职,一度官至国务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