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赖耶识论》作为一本佛学著作，是废名研究的一个难点。而对于佛学色彩极其浓厚的废名来说，攻克这一难点无疑十分必要。《阿赖耶识论》可视为废名佛学思考的终极性成果，它总括了废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且必然地，对于更深切地理解其文学观念和创作，能得到一根本性的解释。通过与熊十力《新唯识论》的比较，而不是脱离历史语境单从《阿赖耶识论》本身去分析，我们除了提炼出“世界是‘有’不是‘生’”的关键性观点之外，更明白透过历史的诸多缝隙方能寻出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废名。由废名的佛学思想反观，废名写作《桥》的动因、晦涩的原由以及如何理解整部《桥》等问题，废名的诗论，废名文学观念的转变，都能得到一种不同于以往所论的解读和阐释。由早期作品中“五四”式的呐喊与愤激，以及其中暗含的些许彷徨，到《竹林的故事》的故园忆昔，再到《桥》的飘逸晦涩，废名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与1923年的“科玄论争”发生了不容忽视的联系，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不仅反映在创作中，也反映在走近佛学并最终得出的佛学理解中。废名诗论的核心观念“完全”与其“世界是‘有’”的佛学核心观念达成了高度一致。而这二者，正好是废名《桥》的创作的停止处所未能进一步深入的。故而，《桥》可视为废名在接近佛学的过程中，不断感悟的独语，所有出场的人物都为那后来看来并未成熟的思想服务。总结为一句：《桥》是佛学思考的中点，《阿赖耶识论》是终点。此外，就目前废名研究的状况言，无论对其如何评断，都忽略了其建国前夕献礼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等文章。这可看作是《阿赖耶识论》的一个余债。一旦历史化地看待《阿赖耶识论》，便出现了无法解决其政治态度特别是思想状况的急剧转变的问题。不可简单将其视作废名自己的余债。事实上，废名并未因任何一己之私作违心的恭维，他耗费心力写此文章，正是承接了《阿赖耶识论》的思考，他虽暗暗地，但却是深切地表达出了对共产党政权是否会“严格”处理宗教（特别是佛教）事务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