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至八世纪,突厥、唐、吐蕃等多方势力出于对龟兹地区地理环境与经济优势等方面的考虑,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角逐。在此基础上龟兹地区的民族关系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突厥时代以突厥与龟兹间的关系为主,主要表现为二者间的建交、权属、依附关系与治理等四个方面。至唐朝治理时期,受亚洲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影响,多方势力同时向外扩张,龟兹地区的民族关系中矛盾与冲突加剧。在龟兹地区民族关系影响下,六至八世纪龟兹民族构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具体来看主要由突厥人、粟特人、吐蕃人、汉人与龟兹土著构成,身份特征多样且各自形成了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聚居区。在此基础上,农业文明、商业文明、游牧文明在龟兹地区的交汇,使得在这一区域民族间的物质与文化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与政治关系中的矛盾冲突较为不同的互动、融合型民族关系。这种民族关系的产生虽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但却又保持相对的独立与稳定。总的来看,各政权在龟兹地区的角逐以及民族关系的展开是这一时期龟兹民族多样性的主要成因,而龟兹多民族的构成又是这一时期龟兹民族互动与融合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