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余英时在将现代新儒家看作“只是熊十力一系的专称”的意义上,否认自己的新儒家身份,但是在“广义的新儒家”的观念框架下,我们不难看出余英时同现代新儒家之间存在的诸多“共性”。比如：对儒家价值系统的积极认同,对儒学现代命运的深切关怀,通过对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诠释,寻求传统与现代的接榫,等等。当然,同“狭义的新儒家”相比,余英时也表现出鲜明的思想个性,这在其对宋代理学历史形相的重构、对阳明心学的新释及其颇具特色的“明清儒学思想基调”说、“儒家智识主义”、“韦伯式命题”中有着集中的体现。余英时思想中所蕴涵的“广阔而动态”的儒学观,强烈而深厚的问题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儒学的多元开展状态；余英时“内在理路”与“外缘情境”交互为用的广义的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研究取径,更展现了其与“哲学(史)范式”迥然不同的理路和风格,职是之故,称之为“余英时范式”也许并不为过。然而,“余英时范式”及余英时思想又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余英时主张通过东西文化系统的比照,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但有拿中国历史经验比附于西方理论框架之嫌；他强调思想的自主、主动性,反对绝对的思想自足性和各种形式的决定论及化约论,但他对于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审视,却又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思想文化之超越性这一本质叙述的附属论证；他在批判某些现代新儒家将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化约为内在哲学之演变过程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新儒家的偏向；他追求重现历史语境,忠实地接近、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但在组织史料、建构脉络及解释意向上又难以避免“以今度古”、“定见先在”、“目的先定”等问题。这一点与其深层次的“现代性”价值诉求,知识人的入世承当精神和“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中国情怀以及“理想型”的人文关怀不无关系。它使得余英时所持守的价值信仰和所坚守的史学立场间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紧张。这种紧张又恰恰违背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对某种价值系统的信仰是由呈现这种价值系统的史实来培植的,同时价值系统也一定呈现在历史的展开中”。由此看来,如何寻求历史与价值间的动态平衡,或许是余英时儒学思想及儒学的现代诠释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