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和都市化浪潮以及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城乡的结构性调整,中国内地以“北上广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国际化都市崛起。城市问题自然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重要议题。城市化进程意味着社会转型、价值衍变、阶层重构以及日常生活方式更易等等,这些转型、重构、衍变和更易必然带来新的城市感受和体验,生成新的城市经验,也会催生以新的城市为审美对象的文学想象和表达。1943年开埠以来的上海现代性是一部现代城市叙事史。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现代性主题和逻辑,生产出差异性和延续性的、流动的“上海城市文本”。观察上海现代城市叙事史,至少有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李欧梵《上海摩登》之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时代的1930-1945年;另一个是全球化时代“上海复兴”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上海提供了世界主义的典型“城市文本”。1930年代,“东方巴黎”的命名来自西方世界。同样的,美国有线电视公司（CNN）报道2001年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又以“上海重现其‘东方巴黎’的迷人风姿”来描述新世纪之初的上海。值得注意的是,这貌似相同的比较和观照,是上海和世界不同的关系方式以及身份认同。2001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谨慎、低调地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同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上海国际化都市的程度尚待深入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和1930-195年不同,这一次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是其主动融入到全球化的世界,自我命名和身份确认。《上海摩登》将1990年代上海浦东开放开发定义为“上海复兴”。既然是“复兴”,肯定有一个“兴”的前史提供作为参照。缘此,建立1930-1945年的上海和改革开放时代上海的整体性和延续性的历史逻辑。作一个微调,论文将“上海复兴”的起点从《上海摩登》界定的1980年代后期前移到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将上海现代化国际都市进程放置在整体性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来考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将“上海复兴”理解成“再造上海摩登”。论文的“复兴”和“再造”,强调两个历史时期上海的互看和对话。不囿于《上海摩登》描述的香港和上海的双城记,而是勾连并叙述“上海”和“上海”两个上海的双城记,希望基于对上海混杂的现代性和摩登的都市性的识别和发微,通过“上海”和“上海”的互看和对话,勘探和揭示上海现代城市叙事中的文学叙事。论文的研究对象也是研究重点是以1930-1945年的上海为参照物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复兴和文学。主体部分由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四章构成。第一章“马赛克城市上海和《上海摩登》”。基于“复兴”和“再造”隐含的整体性和延续性的城市和文学相互建构史的逻辑理路,《上海摩登》所揭示的1930-1945年一种新都市文化和文学的“上海摩登”图景,既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复兴”期城市和文学的历史起点,也是参照物。论文没有将《上海摩登》作为不证自明的结论来使用,而是通过重勘上海现代性历史逻辑,再一次重绘马赛克城市上海;通过梳理李欧梵《上海摩登》的学术史,分析其理论背景、价值立场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将《上海摩登》纳入到整个有“家族”学术亲缘性的研究成果进行对读,在当下视野来重审和再思《上海摩登》价值和局限。这一章可以理解为清理研究现场和学术资源的“再造上海摩登”。第二章“摩登流散和上海复兴”。本章以第一章的重审《上海摩登》之再造1930-1945年上海摩登为起点,研究上海摩登的续写和衍变。和《上海摩登》不同,论文认为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上海城市空间有其复杂性和丰富性。1945年之后,尤其是1949年之后到“上海复兴”开启并非如李欧梵所说是上海摩登的消歇和丧失,而是上海摩登以各种方式流散、转换和保有。因此,本章和第一章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以“摩登”为中心,研究上海摩登兴盛到流散、复兴的的简明上海城市断代史,其对《上海摩登》的矫正和补充,亦可看作一种“再造上海摩登”。本章重点论述上海复兴过程中1990年代的浦东开发和全球化时代的上海想象、城市空间生产和阶层重构,关注以《上海壹周》《外滩画报》为代表的都市类报刊媒体空间的生产,以及“张爱玲热”、“人文精神“讨论、“余秋雨现象”和“上海怀旧”等文化事件隐含的时代症候。论文的第三章“文本置换和先锋文学复兴”和第四章“重述上海和再造摩登”,是研究“上海复兴”期的文学想象之“再造上海摩登”。其中,第三章通过钩沉和呈现1980年代上海回到世界文学版图的文本置换和先锋文学实践,从出版、发表和文艺社群等多个角度,描绘都市化程度不高的“弱都市化”城市的现代主义文学图景和可能。它提醒我们注意,1980年代上海发生“再造上海摩登”,城市和文学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同时在场和相互建构。1980年代,“弱都市化”城市“上海”和现代主义文学繁华的“海上”蜃景构成了奇特的反差,论文还原1980年代上海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置换”和“先锋实验”的“再造上海摩登”。而相比较而言,第四章通过文本细读分析的1990年代孙甘露、王安忆以及“新市民小说”等的文学实践,则是发生在上海,城市和文学齐头并进的“复兴”和“再造”。就文学而言,“再造上海摩登”是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向度同时展开追忆的上海怀旧、寻根的历史重述和新阶层中产阶级梦想的现实表达。王安忆以《长恨歌》等小说为代表的“纪实与虚构”提供了“再造上海摩登”的经典文本,论文特别关注到1990年代以来,王安忆小说持续的主题:1949年前的上海如何参与到新上海的“共和国记忆”?王安忆借上海平常人稗史写微观的、个人的上海城市史诗。论文研究表明,上海城市叙事和城市文学叙事的关系方式和想象性建构的复杂图景,它既可能像1930-1945年和199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城市和文学那样共时性和对称性的彼此嵌入和相互建构,也可能像1980年代上海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践者在“弱都市化”上海进行的先锋文学实验,它所描绘的浦东开发开放之前提前到来的世界主义“海上蜃景”。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毋庸讳言,近现代中国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审美逻辑、审美形态以及经典文本的乡土文学传统,而以城市为审美对象的文学想象和表达虽然一直贯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整体表现确实逊色于乡土文学,就像论文结语指出的:上海这座唯一完整地遭遇了中国现代性,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城市,为什么没有产生堪于这座伟大城市叙事史匹配的伟大文学的叙事史?一定意义上,中国现代性,城市要早于乡村,也要比乡村更充分和深刻,但事实上城市与乡村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客观上存在的不平衡,对包括上海在内的城市和城市文学研究将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未来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