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重探讨八十年代上半期发生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内的方法论热潮。对方法论热的批评往往聚焦于科学方法与人文学科之间不可僭越的鸿沟，由此认为八十年代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搬用是盲目的，进而对科学方法在人文研究中的合法性予以质疑。本文试图通过“考古”的方法，意在还原出八十年代方法论革命得以形成的历史域境(context)，勘探这一理论革命是如何参与并渗透到中国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文化建构之中，以及它如何内在地储存于中国当代的整体性经验当中。简言之，本文将从对理论的本体式批评转向它所由之产生的知识型和并这一知识型进行域境化的研究。严格说来，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不是出在它本身的合理性，而是它在参与中国当代社会人文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主体的非政治性想象背后所蕴藏的实际内涵，以及这种内涵和国家话语之间的共谋关系使它问题化了。具体到八十年代文学研究领域，就表现为文学研究在理论上和批评实践之间的悖论。扩展到更大范围内则涉及到八十年代上半期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文化研究学派(知识群体)“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再进一步说，把科学方法引进到人文领域在中国有更为深远的历史范型，这整个既是中国现代性经验形成的一部分，也是当代中国参与世界整体现代历史的一条路径或表征方式。最后，在现代中国及世界历史当中都能发现这一范型与它们之间的可通约性或言同构性(commensur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