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以来,制造业产品出口总额占中国货物出口比例已超过85%,在2012年已占96%。在世界制造业出口产品市场,其所拥有的市场份额也一直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到2012年,已达14.6%。中国已迅速成长为大规模产出、门类齐全的世界主要制造业产品加工生产基地。显然,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长速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中国出口贸易发展速度,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决定了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强弱。但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不断演变,国际经贸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面临诸多挑战。尽管中国制造业出口量不断扩大,但并未改变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处于世界制造业产品生产价值链中下游位置这一状况。中国制造业多数出口产品的相对单位价值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复杂度与美国、日本发达国家的差距呈现不断扩大之势。中国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方面,制造业产品面临原材料短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生产相对过剩等重重压力；国际方面,制造业出口产品面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升值,各大经济体设置出口贸易壁垒障碍,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等挑战。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在一起,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产生了更大的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为研究对象,从新的国际生产分工视角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来源、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发展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数量竞争力和出口质量竞争力的测度指标进行了重新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各细分行业产品出口数量竞争力和出口质量竞争力进行估计。随后,采用时间序列模型对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文章的最后,还对中美日韩四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了横向比较,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提供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全文涵括六章,首先是导论。这一章着重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并从出口数量竞争力和出口质量竞争力两个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简评。第二章首先对相关概念及其相互联系与区别进行了介绍,然后对出口竞争力来源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重点推导了在新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下比较优势理论新的研究框架,将各国产业间的分工模式调整为各国产品内分工模式进行理论探讨。同时,还对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三章重点从出口数量竞争力和出口质量竞争力两方面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了估计。首先,运用世界市场份额、相对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等指标估计了中国制造业整体产品、各技术含量制造业产品和各细分行业产品的出口数量竞争力；其次,运用修正后的出口复杂度指标、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出口结构测度了中国制造业整体和典型性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质量竞争力。其中,在测度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竞争力之前,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各技术类别制造业、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测算,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了制造业整体产品、各技术类别制造业产品、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产品的出口国内增加值,运用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指数构建了修正的产品出口复杂度测度法。第四章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经验检验。第五章对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在出口数量竞争力方面,对各国制造业产品MS、RCA指数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在出口质量竞争力方面,对各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复杂度指数、出口结构、劳动生产率、研发水平、技术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然后,以美日韩为例,对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发展的国际经验进行了借鉴。最后一章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相应的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通过分析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经典的贸易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一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而本文在进行理论分析时发现,这种比较优势在新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下,极易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原有的比较优势。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依托诸如劳动力资源充裕等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分工,这种分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发展中国家承担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或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加工。尽管这种分工可能会产生规模经济,甚至是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事实上,文中有关中国制造业出口数量竞争力与出口质量竞争力在几个样本国竞争力排名的极大反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制造业发展已经面临陷入被锁定在传统比较优势的境况。第二,自1992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产品已具有较强出口数量竞争力,发展速度迅速,并且呈不断强化之势,但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产品出口数量竞争力发展不均衡。例如,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品等高技术制造业产品,钢等中技术制造业产品,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等纺织服装品及木材加工、家具产品与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等中低技术制造业出口产品具有较强出口数量竞争力。但光学、医疗设备、药品等高技术产品,食品烟草等低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数量竞争力较弱,有机化学用品等中技术制造业产品,矿物燃料、油、蒸馏产品等资源型低技术制造业产品不具有出口数量竞争力。横向比较时发现,尽管中国在医药品、交通运输设备等产品出口数量竞争力方面与美国、日本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中国制造业绝大多数产品的出口数量竞争力占有明显优势,且这种优势仍在不断被强化。如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仪器仪表及办公用品、机械设备产品、纺织服装品、木材加工及家具产品、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等制造业出口产品,其出口数量竞争力优势较为明显。第三,自1992年以来,中国制造业整体产品、细分行业产品出口质量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复杂度不断深化,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结构不断优化,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占比不断提高,目前已占据主导地位。但从中国制造业修正后的产品出口复杂度测度结果可以看出,利用传统的产品出口复杂度指标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竞争力进行测度产生了“虚高”估计。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尤其是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包含大量的中间产品进口贡献,这种结果一方面导致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复杂度被高估；另一方面则会导致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也会被高估。与美国、日本、韩国相比,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竞争力仍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且这种差距并没有呈收敛的发展态势。制造业典型性产品出口质量竞争力发展情况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例如,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仪器仪表及办公用品、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出口质量竞争力与美日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机械、运输设备产品的出口质量竞争力与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相比也处于劣势。比较时也发现,尽管近年来中国非居民专利国内申请量增加迅猛,但与美国相比,差距较大；与日韩相比,非居民专利在美国的专利申请量,中国的专利申请量较少；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与美日韩相比,中国制造业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第四,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且呈继续深化趋势。中国制造业产品参与产品内的国际垂直专业分工程度与其技术含量等级呈正比例关系,技术含量越高的制造业产品,其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例如,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电气机械设备国际垂直专业分工程度水平较高,食品、饮料及烟草加工产品国际垂直专业分工程度水平较低。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指数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呈反向关系。因此,随着中国制造业产品垂直专业化水平的不断上升,其国内增加值指数反而逐年下降。技术含量越高的制造业产品,其出口国内增加值指数越低。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产品,其国内增加值指数最低,而中低技术制造业出口产品,其国内增加值最高。产生这种现象主要因为中国制造业产品处于国际生产价值链中下游位置,主要承担的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加工,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中国的加工贸易,这种模式仍锁定在低技术含量制造业产品、低附加值或带有明显劳动密集型特点的高技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加工。因此,明白了这些,我们就能更好理解为何随着中国近年来制造业的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数量竞争力迅速提升的同时,其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指数却逐渐走低这一有悖于常理的现象。第五,经验检验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密集度、研发密集度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数量竞争力和出口质量竞争力作用方向一致,影响为正；就业人员工资与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数量竞争力和出口质量竞争力作用方向相反,就业人员工资的上涨与人民币汇率升值有益于出口质量竞争力的提升,不利于出口数量竞争力的提升。本文还发现垂直专业化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产品出口数量竞争力和出口质量竞争力影响程度显著不一样,它们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数量竞争力影响更为显著,明显大于对产品出口质量竞争力所产生的影响。研发密集度、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竞争力产生的影响明显大于对出口数量竞争力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数量竞争力的提升更多的是依靠制造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分工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汇率因素,而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竞争力的提升则更多的是依靠资本密集度的深化、研发密集度的加强、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大。这些结论表明,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与出口数量发展程度相差较大,中国仍是制造业产品生产加工大国,而非制造业强国。本文建议,国家应从战略上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努力提升制造业研发密集度,加强创新能力建设；进一步优化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资结构；支持、引导制造业企业适当扩大规模,深化资本密集度；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推动中国制造业各行业间产品、各行业内产品、产品内结构的优化升级,突破当前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在国际垂直专业分工体系中被锁定在中低端位置这一境况,实现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制造业产品生产价值链条中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提高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