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管薪酬成为学者、媒体、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有关高管薪酬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根据公司治理咨询公司(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er Services)发布的2006年全球机构投资者调查,在加拿大、欧洲大陆的欧盟国家、以及英美两国,高管薪酬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三个最重要方面之一。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如何,有没有滥花股东的资金,这是众多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中外许多学者运用各种理论来解释高管薪酬,如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人力资本产权理论、最优薪酬契约理论等。还有许多学者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现了影响高管薪酬的若干因素,如公司规模、地区差异、控股股东性质、资本结构及管理层持股等,这些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条件下,管理者薪酬被认为是用于影响管理决策的一个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与监管机制一样,是董事会用于减轻代理问题的手段之一。根据西方古典薪酬理论,业绩基础契约可以作为监管的替代。国外的研究成果已经证实监管与高管激励在代理成本问题上是相关联的,当监管加强时,高管激励可以适当降低。在我国,对高管薪酬的研究集中在与企业业绩的关系、高管薪酬影响因素、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研究这几个方面,对企业监管因素对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影响的研究甚少。在样本选择上,大多研究者选择沪、深两市数据,对行业作具体分析的不多。那么监管因素对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在考虑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研究年度、所处区域、控股股东性质以及高管持股等控制变量的基础之上,引入了监管方面的变量,试图研究考虑了监管因素后的我国上市高新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有什么影响关系?针对具体行业研究监管因素是否显著影响企业高管薪酬,监管因素对业绩基础的薪酬敏感性会产生什么影响?通过对样本进行统计检验,结果显示:我国上市高新企业高管薪酬制度已经具备了激励机制,企业监管是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并影响业绩基础的薪酬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