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股票市场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它从“坚决试、不行可以关”到为国企改革服务,再到目前基本完成的股权分置改革,每个阶段无不带有明显的政府调控“烙印”。股市也因此被称为“政策市”。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背景下,股票市场非但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反而呈现出“逆向运行”和边缘化的迹象。目前我国股市不仅存在着明显的由于市场机制发育尚不成熟而引起的市场失灵;而且还存在着为解决股权分置和“全流通”而必须由政府干预来最终促成的另一种市场失灵。前者需要适当的政府调控来促进并加快市场机制的发展和成熟;后者则只有通过政府的直接参与才能解决。政府调控对中国股市的运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没有政府推动就没有中国的股市。因此,从改革开放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当代股票市场发育史,我们可以认定,股市作为资本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调控机理和效应研究,是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换言之,对中国当代股市发育史研究,离不开政府对股市调控的行为研究。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股票市场发育和演变的历史考察为主线,抓住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调控的特定背景和特殊表现形式,运用现代经济学关于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角色”理论成果与方法,从“公共利益”理论与“利益集团”理论两方面为重新分析我国政府调控股市提供理论依据。由于中国股市产生于特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经历了与国外股市不同的市场形成过程,其特殊性、动荡性、传奇性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通过对中美两国股市发展中政府调控的历史比较,尽管两国股市在产生、发展和文化背景等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我们依然能从美国调控股市的历史中找到不少有益的启示:政府对股市一定程度的调控和影响在每一个国家都是存在的。无论对于哪种市场,“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都是必须的。从股票市场形成机理来看,一个新型股票市场的形成除了市场本身的需求外,还必须靠政府力量加以推动,也就是说市场体系的建设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才能形成,而且也只有政府才能确保市场的公平与公正,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均不能担当此任。调控的着力点分布和力度要由市场的发展阶段、成熟程度、文化历史背景等因素来决定。比较研究的结果使我们找到了股市正常发育和发展的“适度干预”合理性解释。中国股市已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的调控政策方向、路径和力度也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表现出政策探索的轨迹。本文按照时间序列对我国股市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进行了历史扫描,又根据上证A股指数波动的历史统计数据进行了波动轨迹分析,试图寻找中国当代股市发育与政府调控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据对我国股市发育过程中政府调控行为的回顾性研究不难看出:中国当代股票市场“新兴加转轨”的历史特性和它在现实演进中的超常规发展,是没有国际范例可循的。政府不仅自身也处在转型之中,而且对股份制经济的发展、股票发行和股票交易市场的运行等方面的理论准备和管理经验很不成熟。因此,不断地出现政府行为失当,政府行为失当不仅表现在政府定位不准,而且政府调控的政策、手段选择和使用也有偏差。政府对股市的调控是必要的,但在“新兴加转轨”的特殊条件下,必须规范政府在股市中的调控行为。政策制定要遵循审慎性原则,政策应具有相对稳定性,政策制定要注重科学化与透明度,要注重政策调控的间接性。同时,政府要强化依法监管,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加快完善证券法律体系。政府必须公平、公正地为市场提供所需的服务。要进一步完善科学的监管体系,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动态化的市场监管机制,强化信息披露机制,加强股市的自律性建设,推进我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