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到1933年间的“大萧条”，大幅度降低了多数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宏观经济学，一为的就是平滑严重的经济波动，恢复到自然的增长。然而，半个世纪之后，卢卡斯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认为：与长期增长相比，经济波动的福利影响显得微不足道。这种观点一出现，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时至今日，仍无定论。 然而，本文并不直接卷到这场争论当中去。本文想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部分是，针对现有经济波动福利效果的文献(特别是分析方法)，进行梳理、补充和完善。这是本文第二、三、四章的内容。第二部分是，测算中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并且与美国的结果进行比较。这是本文第五、六、七章的内容。本文工作的主要意义是：在理论上，发现了已有测算方法中存在的若干不足，并且尽量做了弥补；在实证上，揭示了中、美经济波动的福利效果存在很大差异这个事实，从而可以引出若干有趣的话题。 本文在对经济波动福利效应的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第二章讨论完全竞争、价格灵活的理想市场情形。此时，货币中性成立，作为名义变量的价格不影响福利；代表性个体的福利，只由消费、就业等实际变量决定。本章指出：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对个体福利影响主要有三种类型。首先是风险效应。当个体偏好是风险规避类型时，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经济波动直接作用于消费，进而降低个体福利。其次是就业效应。经济波动通过就业影响产出，进而影响消费。经济波动既造成就业波动，又影响平均就业水平。后者自然就会影响产出和消费的平均水平，从而影响个体福利。最后是资本积累效应。经济波动通过资本积累影响产出增长，进而影响消费增长，并且经济波动引起的资本积累率变化也会影响消费。这些都会影响个体福利。已有文献涉及了上述三种效应，但没有明确区分。本章第三、四节构建模型分别阐述了就业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第五节则从以上三种效应的角度，对现有模型进行了重新说明。 第三章针对存在垄断和名义粘性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开展讨论。此时货币中性不再成立，价格波动会影响个体福利。价格波动表现为通货膨胀变化，通货膨胀的福利影响又表现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当通货膨胀的边际福利成本递增时，通货膨胀的波动会提高平均福利成本，进而降低个体福利。同时，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垄断分别造成工资加成和价格加成。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二者都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在存在名义粘性条件下，经济波动所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的波动也会降低个体福利。不过，本章利用美国货币数据进行模拟的结果表明，价格波动福利影响十分有限。在以上两类市场中，都假设经济波动不影响个体偏好，这是经济理论分析的典型做法。这种方法存在很多缺陷。其中之一是没有说明偏好形成的机理，似乎个体天然具有某种固定不变的偏好形式。而来自遗传学、脑科学以及生物进化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表明，虽然基因在决定人的行为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作用，但人类生存环境还是会影响基因的遗传与变异。这隐含着所处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偏好。因此，有必要在偏好变动前提下讨论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这就是本文所说的第三类环境。在不同偏好形式下，无法通过效用函数比较来说明福利变化，不能直接利用前两种环境下的消费补偿方法。 本文第四章从时间偏好变化影响消费这个角度，说明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第四节发现：依据外生增长理论模型，时间偏好率下降会降低消费水平；依据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时间偏好率下降会降低消费增长速度。这两个结果表明经济波动会降低个体福利。 上述三种不同环境划分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在现实中，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与第二种环境比较接近，市场经济不够成熟而又发展较快的国家则还要考虑第三种环境。将偏好的演变与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联系起来，有助于我们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波动福利效应的程度做出更加客观的判断。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第五章回顾了国内经济波动问题研究历程，第六章讨论了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七章分析了城乡居民消费动态特征以及经济波动福利效应。 本文认为，中国(大陆)在最近50年的经济发展中，具有两个明显特征：居民的城乡差异和改革开放前后经济体制的差异。分析中国经济波动福利效应时，不能不考虑这些特征。从1952到2004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改革开放前后差异明显。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居民消费增长慢、波动大；改革开放之后，则是增长快、波动小。改革开放前，全国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年平均消费增长率分别为2.14﹪、2.08﹪和2.99﹪，HP滤波后的标准差分别为3.64﹪、5.96﹪和4.25﹪。改革开放后，年平均消费增长率为6.15﹪、5.78﹪和5.97﹪，相应的标准差为4.05﹪、5.37﹪和3.5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具有积极作用。二是城乡居民消费差异较大。农村居民消费不仅增长速度慢，而且波动幅度大，波动所造成的增长率下降也远远大于城市居民，几乎比后者低1个百分点。与市场经济成熟的美国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的波动幅度以及经济波动对增长不利影响的程度，仍然有较大的削减空间。本文第二部分的主要结论可总结为： (1)全国居民消费波动的风险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在改革开放前后差别明显。改革开放前，风险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补偿系数分别为0.27﹪、11.21﹪；改革开放后，前者上升到0.39﹪，后者减少为6.61﹪。 (2)农村居民消费波动的风险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相差不大，改革开放前略高一些。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后，波动风险效应补偿系数从此前的0.71﹪减少到0.58﹪，资本积累效应补偿系数从此前的11.27﹪降低到10.89﹪。 (3)城镇居民消费波动的风险效应与资本积累效应在改革开放后有较大下降。前者的补偿系数从0.36﹪下降到0.25﹪，后者的补偿系数从12.22﹪减少到5.34﹪。 (4)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无论从风险效应还是从资本积累效应角度，农村居民消费波动的福利效应都比城镇居民高。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居民补偿系数是城镇居民的2倍以上。 (5)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消费波动的资本积累效应所产生的后果远远高于风险效应，前者的补偿系数超过后者的15倍以上。 上述经验结果充分表明：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政府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