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后期,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通讯、因特网等逐步深入,新的生产方式和空间组织出现并呈现出多样化发展态势,“场所空间”与“流空间”交互作用,地理距离的作用逐渐弱化,城市等级体系和职能分工体系等都发生深刻变革,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也由传统的基于等级规模为理论核心的中心地模式逐步向开放、流动、多中心的网络化模式转变。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出现“网络化”转向,研究视野由原先更多关注城市等级规模体系开始转变为多尺度城市网络的结构、功能和联系。“流”表示空间联系,可用于识别空间格局,这也是流空间的基本要义。相较于传统通过“要素分布”或“重力模型”刻画城市间联系所体现出的“静态格局”,基于流数据的直观判别相对而言更直观和科学,也更贴近空间关系的本质。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我国321个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通过获取城市间汽车、火车和航空班次数据作为城市间公路、铁路和航空联系流的表征媒介,综合运用了核密度估计、位序—规模分析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多元交通流视角下的城市等级规模体系、空间分布和空间集聚等进行特征提取和表达;顾及多元交通流的交互校验作用,采用聚类分析和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基于多元交通流强度划分中国城市体等级系;在此基础上,依次绘制出不同等级体系下城市网络的空间关联格局,深入剖析多元交通流视角下的我国城市网络层级结构,对中国城市网络空间关联进行特征提取和规律挖掘,以期能够深化多元交通流视角对于城市网络发育程度的指示意义及区域认知。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在整个城市体系中,交通流强度表征的城市规模分布比较集中,高位次城市规模凸显,中小规模城市有待于进一步发育。基于公路联系的城际交通流更多表现出空间依赖性,基本表现出由沿海向内陆逐级减弱的空间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的团块状集聚特征显著;基于铁路联系的城际交通流格局大致形成了以国家铁路大动脉沿线为联系强度核心向周围地区逐渐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基于航空联系的城际交通流表现出高度极化和点状镶嵌特征,两者均从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空间异质性。对比基于复合交通流强度划分的城市等级体系与我国目前现有基于行政级别的城市等级体系,可得出以下结论:(1)广州“挤进”城市体系第一层级,而作为直辖市的天津和重庆,在复合交通流强度划分的城市等级体系中仅位于第三层级;(2)基于复合交通流强度划分的第二层级城市数量较基于行政级别划分的城市明显减少,郑州、苏州和无锡进入第二层级,哈尔滨、长春、大连、青岛、武汉、宁波和厦门等7个副省级城市跌出第二层级;(3)第三层级城市数量相差不大,但构成有所不同。基于公路联系的第一、二、三层级城市在国家尺度上同全国地级行政单元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空间关联强度,空间依赖性和区域尺度特征显著。基于铁路联系的交通流更多反映的是国家铁路大动脉沿线腹地城市的对外联系格局、大区域间的要素关联和区域可达性等特征,空间依赖性显著。基于航空流视角的城市网络体系在国家尺度上基本表现出以菱形结构为核心的城市网络框架,其四个顶点分别为北京、上海、广-深和成-渝。基于复合交通流的第一、二、三层级城市网络主要表现为明显的网络化交织、城市区域关联及多尺度特征等。基于公路联系的城市网络空间关联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依赖性和对城市群发育程度的良好识别作用,相较于目前被学术界和相关部门相对认可的“‘5+9+6’的中国城市群空间格局”,本文识别出的城市群格局共性和个性并存,为城市群范围识别提供了新的思路。铁路流主要刻画了“两横三纵”带状分布的城市网络主干框架,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的“两横三纵”城镇化发展战略有所呼应,但现有格局并未显示出沿长江通道、包昆通道形成全国层面城市关联密集带,上述“轴带”分布显示出的空间构造将为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提供重要参考。而航空流则反映了全国尺度的空间关系以及核心-外围的组合关系,基本形成了以“菱形结构”为核心的城市网络框架,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层级特征,对于认识宏观尺度的城镇体系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复合交通流刻画出的城市网路在国家尺度上纵横交织,伴随鲜明的空间异质性和区域层级特征;城市与区域系统对外联系具有尺度特征,城市间要素关联和区域可达性格局凸显;多尺度视角对于全面考察国家-区域城市网络的实践意义得以体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