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克鲁格曼(1991)为标志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演绎了空间经济相互作用机制，并对集聚经济现象做出了富有洞见的解释。长期以来，经典新经济地理框架只包含居民/家庭和企业两类主体。地方政府往往外生的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在政策分析中涉及。考虑到空间组织的关键因素还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的地区差异”，更全面的分析应该立足于“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关系角度”(杨开忠，2010)。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组织方面的巨大能力，使其成为空间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主体。新经济地理理论借鉴税收竞争等领域研究，已经逐步展开了纳入内生的政府主体的理论探索(例如安德森和佛斯里(2003)等）。但是以往研究在理论模型平台和地方政府职能等方面缺乏系统的梳理，对地方政府与集聚经济的相互影响机制和演化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和演绎。本文在“松脚要素”模型基础上对地方政府与集聚经济进行了整合研究，演绎了两者的相互影响机制及其影响下的空间经济特征，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具有创新性意义。　　本文在第一章回顾以往研究并阐释本文的概念框架和逻辑脉络，第二章引入反映异地投资者支出空间分布的参数:空间重叠指数，构建了一般化的两主体“松脚要素(FF，footloose factors)”模型，这一框架下，新经济地理常用的两个模型:“松脚资本(FC，footloose capital)”模型和“松脚企业家(FE，footlooseentrepreneurs)”模型成为其特例，而且相对于后两个模型，FF模型更为贴近区域经济现实。新引入的空间重叠指数是决定经济中可移动市场的规模，进而影响集聚因素中后向关联机制的强度的关键指标，其对空间经济的长期影响同样可以用“战斧”图示表示。　　第三章和第四章在“松脚要素”模型框架下，进一步整合地方政府主体，着重分析引入新主体对空间经济相互作用机制的拓展。一方面，三主体框架下，新增了地方政府与空间经济中其它两个主体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作为一种新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直接决定了空间经济均衡的特征。本文第三章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阐述了三主体模型的基本框架，并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企业和居民的相互作用对空间经济的影响，发现供给“纯”福利型地方公共品的公共职能增大了空间经济的集聚效应;同时，外生非对称的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将使空间经济的长期均衡呈现更多样的形式。第四章进一步在集聚的空间经济格局下整合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由于设置了针对两种要素的税收与地方公共品，本章的分析框架相对于鲍德温和克鲁格曼(2004)增加了地方政府将福利在不可流动的本地居民与自由流动的投资者之间转移的新特征。模型分析显示空间集聚的长期均衡显示为“条件支撑”的状态，此时空间经济格局演化决定于外围区地方政府能否采取高于“门槛”税率的竞争策略，后者关于贸易自由度呈“驼峰”形，在贸易自由度较高或较低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间竞争更为激烈，而中心地区政府更倾向于将贸易自由度控制在中等水平;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也有利于外围地区实施夺取中心的竞争策略，从而激化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第五章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推进工业化的研究经验，构建了一个更加贴近中国区域经济的整合地方政府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将政府的财政（收入）工具设置为土地要素和增值税，同时将地方政府的公共职能简化为进行收入再分配，以更加突出三主体框架对空间经济相互作用的拓展。土地要素作为固定投入要素引入到模型中，地方政府通过设置土地在固定要素收益中的比率影响投资者的名义收益，当区际之间土地租金所占比率非对称时，贸易自由度由低到高存在四个区间，显示出非对称均衡、单极集聚和多重集聚均衡等三种长期均衡结果。论文最后一章做总结，并讨论了本论文进一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