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环境史学的兴起,是学界应对现实环境问题的真实写照。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环境史研究的必然取向。以森林为主体的林业,正是人类与环境交叉点上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战争和灾荒交织的背景下,关中沿渭造林深受陕西省各界重视。论文拟以沿渭造林的背景、制度建设、宣传动员、植树护树及绩效评价为主线,以陕西省档案馆藏林务局档案和《陕西林讯》、《西京日报》、《西北文化日报》等报刊资料为依托,揭示沿渭造林的复杂面相。沿渭自然环境适宜造林,荒滩状况需要造林。民国时期林学知识的传播,加深了各界对森林和林业的认识。在国民政府和陕西省各界倡导和支持下,沿渭造林得以开展和实施。陕西省政府结合沿渭实情,制定政策法规,设立林业机构,分配林务人员,划拨造林经费,为沿渭造林奠定了制度基础。为提高民众参与沿渭造林的积极性,陕西省政府通过利用特殊节日、设立林业组织、劝导和激励等方式积极开展造林宣传。但受民众智识水平等的影响,宣传工作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沿渭滩地业权混乱,陕西省政府为此对滩地进行了整理。在滩地收回的过程中因阻力较大,成效并不显著。经整理的滩地,通过承租和征工及利用兵工等方式,结合时宜和农闲加以造林。沿渭造林过程中,陕西各界在树木保护上也做出诸多努力。沿渭造林的不同时段,造林成绩呈现不同的状况。沿渭造林成效受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大背景、陕西独特的社会情形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只有将其置于民国陕西战争和灾害的大背景下,才能客观准确地评价其成效。沿渭造林事业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气候、灾害、政局和制度等因素综合影响下,沿渭造林的成效较为有限。总之,在沿渭造林过程中,从林业制度的建设,到宣传动员、再到实施保护,无不体现着关中沿渭造林的复杂面相。在这种复杂情形下,有限成效的取得既是国民政府有限政策优惠的体现,也是民国时期社会环境的“不稳定性”所致。同时,沿渭造林的过程体现着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之间的“先后让渡”。在沿渭造林事业中,相比自上而下的施政计划和指导,自下而上的吸收和接受才更决定事业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