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两汉铁器遗存和出土物的日渐丰富,如何在汉代器物工艺和时代文化语境中认识其类型、制度、主体与艺术价值,是一个亟待开展的课题。为此,必须打破汉代铁器工具价值的惯有思维,在两汉社会文化情境中,讨论它对“铁器时代”两汉时段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价值。汉代政府将铁视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政治稳定的关键,故两汉铁器艺术,在战国、秦代的基础上,得到国家层面自觉的制度化推进。工艺技术上,铁矿开采、冶炼技术、加工工艺,尤其是炼钢技术的突破,促动了整个冶铁工业的变革;器物功能上,铁器加工的简便、高效与精巧化,使得农业、手工业器具,以及生活用具、兵器、其他装饰性器物应运而生,不仅满足汉代广大平民阶层生产与生活之需,也是地主贵胄阶层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器物类型,一些器物还在社会礼仪与祭祀活动中展现精神功能;生产主体上,两汉铁器遵循先秦以来“百工造物”的传统,依赖充列铁官机构中的员吏和生产一线的卒、徒、工匠;管理制度上,两汉着力推行官营模式,紧缩私营,又将其纳入中枢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专职铁官予以监管,保障了铁的开采、冶炼和器物加工的规模与效率;造型审美上,两汉铁器以其内含简括的形式美感与朴素自然的风格趋向,反映两汉百姓对美的质朴追求,体现工匠功能优先与形式充足的造物意识,蕴含人器以和的造物观念;工具价值上,铁器带来技术性革命,它提升了陶瓷工艺、汉代石刻、木雕、玉雕、砖瓦将作等工艺的效率,开拓了造型艺术材料提取、工艺加工和审美表现的能力,促生汉代艺术的多样风格。论文把技术背景、器物类型、管理制度、创作主体、审美与文化、价值影响看作阐释汉代铁器艺术的六个维度,认为只有从单个铁器,走向器物的综合应用,只有透过静态实物,观察器物的生产与使用,体察背后人的思想、观念与环境,才能相对客观地认识到,汉代铁器艺术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面向汉代社会的大多数,在实用、简便的日常生产与消耗中,促成汉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因此,它理应被视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