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议题。而莫言于201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更是引发了关于如何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大讨论。不少学者认为莫言作品在西方的成功主要因为包括葛浩文在内的译者在翻译莫言作品中进行了改写,因此他们主张在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学作品时,理应将改写作为主要的翻译模式。可以看出,这场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模式的讨论主要涉及到葛浩文译文的忠实问题,而事实上其本质是探讨中译英时译者的翻译伦理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研究葛浩文在翻译《红高粱》中的文化专有项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来探讨葛浩文的翻译伦理问题,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本文采用了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为理论框架,以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作为切入点,从译者在翻译该类词汇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来看译者受到哪些翻译伦理原则的影响。由于文化专有项的分类尚没有统一标准,因此本文结合了多位学者的分类方法建立了新的体系,并运用该体系对《红高粱》中的文化专有项进行了分类与考察。同时本文采取了艾克西拉的翻译策略分类方法作为研究框架,因为该方法是按照文化操控的不同程度对翻译策略进行分类的,与翻译伦理研究联系比较紧密。通过对《红高粱》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后,本文发现葛浩文在翻译小说过程中更多地采用保留性的策略,也就是说他在翻译过程中相对而言更偏向于忠实原文。这一点可以体现出他受到再现伦理的影响。但是他也会考虑读者和市场的反应以及英文的行文而采取许多替代性翻译策略,一定程度上对原文进行了改写。这一点则体现出他遵循了服务伦理和规范伦理。从保留性策略和替代性策略的总体分布比例来看,葛浩文对忠实与改写这两个方面都比较注重,起到了一定的文化交流作用,从而说明他也遵守了交流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