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投融资决策对企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企业的成长能力和投融资风险对企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一定意义上讲项目投资是壮大规模,累计现金流的主要方式,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关乎企业的长远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长期资产的建设变得日益繁荣,但是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研究均指出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过度投资行为在我国上市公司变成一种普遍的现象。企业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会造成企业资源的浪费,会导致国家经济整体层面的过热,长久的就会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企业过度投资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詹森的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理论表明,企业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代理成本问题。研究表明企业内部持有的自由现金流越多,越容易造成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通过研究国内外相关的文献可以了解到,假设我们的资本市场是完全信息透明的,那么参与交易的各方就不会受到融资约束。但是信息不对称的信息充斥在整个市场环境中,影响着企业的种种投融资行为。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与其内部持有的自由现金流显著相关。基于自由现金流量代理成本这一理论,本文以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信息量存在的差异来看,充分考虑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因素,研究得出持有自由现金流量越多的企业,缺少的监管较少,企业越容易投资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则变得不可避免。管理层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和业绩目标的实现,常常过度的使用留存的自由现金流进行非效率的投资,而企业这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常常表现为过度投资。在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不同的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不同,自由现金流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也不同,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检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从自由现金流量和融资约束两个角度出发,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探析自由现金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并进一步考虑融资约束分组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首先,本文通过阅读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在论文中对自由现金流量、融资约束和投资与过度投资进行了相关概念界定,对自由现金流对过度投资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假设；在实证检验部分通过对变量进行定义构建过度投资模型,实证检验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行为间的相关关系。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过度投资与自由现金流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自由现金流越多,过度投资行为越明显。为进一步探析过度投资行为与自由现金流之间的关系,本文对不同融资约束分组下自由现金流对过度投资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检验分析。在对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分别选取利息保障倍数、股利支付率、公司规模、终极控制人性质作为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对总样本进行分组,研究分组样本下自由现金流和过度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以利息保障倍数作为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下,利息保障倍数越低,表明了企业面临比较大的偿债压力,对外融资企业就会受到比较严的融资约束,自由现金流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就会越显著。以股利支付率作为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下,融资约束程度高的公司,自由现金流容易导致过度投资行为,而融资约束程度低的公司,抑制了过度投资行为。以资产规模作为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下,随着资产规模的增加,企业更容易发生过度投资的行为。以终极控制人性质作为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下,自由现金流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比在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中严重。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