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就对方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予以承认的情形,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并称之为当事人的自认。我国学者在理论上对自认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其中明示自认的发生时间和法律效力都有较一致的看法。但是这种共识并不涵括自认的其他类型。与明示自认相比,拟制自认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不但各国对其规定差异较大,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对立法的相关规定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学界各执一词,实践中的操作也较为混乱。作者正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认为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拟制自认制度有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空间,理论上也可以进一步的完善。本文通过对拟制自认制度这一小问题的各方面的全方位窥视,重在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现实司法状况,提出粗浅的改良方案,以期对该制度有一个更为清晰、准确的认识,更能有效的发挥其功能。本文三万字左右,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按照对事物的一般认识规律,首先简单介绍自认制度,进而引入拟制自认并对其概念和构成要素作一简要分析。接下来,文章采用综合比较的方法较为详细地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关于拟制自认的三种形式分类进行阐述,突出各种表现形式的特点;在此之后,涉及到了该制度较为重要的部分,也是区别于明示自认的地方,即其成立和生效的问题—拟制自认成立后对自认当事人不具有“不可撤销性”并且其生效时间滞后。同时拟制自认当事人可以通过追复阻止自认效力的发生。第二部分重点剖析了拟制自认的法理基础。拟制自认重点在于“拟制”,因而探讨使法官的拟制具有法律效力的背后的法理基础显得尤为重要。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何法官的拟制能让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自认的性质使辩论主义当然成为一项重要的法理基础,作者在作出肯定态度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同于部分学者观点的看法,即辩论主义作用的发挥并不根据形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作为其余的三项基础,我国的立法没有明确的提出,但根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以及拟制自认本身的特殊性,作者建议将其列为该制度的法理基础。完全义务、诉讼促进义务和具体化义务能够保证法官拟制的正当性,也同时有利于诉讼的健康进行。文章的第三部分将在前两部分分析拟制自认的基础上审视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困惑。其中包括有立法层面的问题,如:现行立法关于拟制自认的规定过于粗疏,一些重要问题没有涉及,同时其外延也略显狭隘,没有包含拟制自认“不知陈述”和“当事人言词辩论不出庭”的情况,实践中如何认定“不知陈述”做法不一;追复的问题较为混乱,当事人何时可以追复没有明确规定。另外,我国现有的追复制度对于诉讼程序的稳定、当事人权利的保护都有负面的影响。在这一部分,作者分别从以上几个角度找出拟制自认在立法和实践中的不足。文章最后一部分以解决问题为视角,根据拟制自认自身的法理基础针对其在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良的建议。这一部分主要采用比较借鉴的方法,综合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例提出,立法应明确规定“不知陈述”型拟制自认,而对于其他立法例中涉及的“言词辩论期日不出庭”,在我国也应有其一席之地。至于当事人追复,文章建议将其限制在一审言词辩论结束前并附有一定的条件,以充分保障程序的稳定和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同时在这一部分,将引入普通事实和特殊事实作为判断“不知陈述”的考量因素。另外,笔者建议强化我国拟制自认中法官的阐明作用,并针对法官阐明不充分和阐明过度两种情况提出救济途径,尽可能减少实践中不当阐明给拟制自认带来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