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楚文化是《庄子》研究的重头戏，本文着重从士人的精神状态出发研究《庄子》与楚文化背景中的士人悲剧精神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庄子和楚文化的关系。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 绪论，论述《庄子》与楚文化的关系，纵观庄子与楚文化研究现状，尤其是西方文论大量涌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借用悲剧理论研究庄子的悲剧精神及庄子与《楚辞》作家群的比较研究情况，指出现在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第一章，庄子的悲剧精神。本章共四节，分别是第一节重生意识与人生的幻灭感，第二节自由生命目标的追求与解构，第三节否定批判中的自我困境，第四节庄子悲剧的根源--“忘”的运用。其中，第一节主要通过《庄子》中的老聃之死、庄子妻之死、庄子之死和髑髅与庄子的对话展开庄子对生命的重视和荒谬时代的荒谬人生，使庄子求生的途径与自己追求的价值之间产生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表面的洒脱之下是鲜为人知的痛苦。第二节主要通过庄子的处事态度及追求目标与庄子的实际处事方式之间的矛盾展开论述庄子的处事态度和庄子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内在矛盾，其中庄子的入世和出世之间的矛盾在庄子拒绝楚王聘请之中达到最大化。第三节，庄子批判社会的政治黑暗，并对各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猛烈的批判，但是庄子拒绝做出任何主观努力去改变客观的黑暗现实环境，反而在追求活着的过程中把自己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并在各学派的争论中陷自己所反对的分裂天下学术的现实当中。第四节，庄子面对客观现实和自己的行为的种种悖谬，其解决的途径是“忘”，这在主观上舒缓了紧张感，但是却使自己陷于永远无法摆脱困境的恶性循环当中，只剩下悲哀地活着而已。以“忘”来泯灭重生意识与人生幻灭感的焦灼处境，置自己于绝望的窘境中；以“忘”深锁生命自由的追求与解构的精神困惑，使自己屈服于现实环境，加剧了现实苦难，置自己于只有“活”着的悲剧境地。 第二章，庄子与战国中后期的楚文化。本章共有三节：第一节，楚文化的界定与其发展史概说，主要通过对楚文化形成、发展历史的辨析论述楚文化的特点及分期，为庄子和楚文化中的两部分即战国中后期与西汉初期文化的比较作铺垫。楚文化是在楚武王三十五年正式形成，其标志是楚国形成了自己的完整思想体系和楚人明确了自己的文化特点。第二节，战国时期楚文化的悲剧精神，通过解析屈原的悲剧精神，深入挖掘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是独立不迁的文化品格和剧烈变革时代的矛盾，其直接原因则是强烈的批判精神与自我反思缺位的矛盾，而其文化原因则是屈原根据自己的选择标准汰除了中原理性精神和南方的文化内涵，使自己成为时代的悲剧人物。至于宋玉的悲剧则是耿介的个性与黑暗的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积极进取的精神与求生保生意识的冲突两方面导致的。在分析屈原和宋玉的悲剧中，透过他们的生平事迹和文本的内容揭示出他们各自悲剧的特点。第三节是通过庄子与屈原、庄子与宋玉之间的共同点特征揭示庄子与屈原具有的共同点为固执的个性，执着的信念；缺乏自我反思能力；对时代文化精神吸收的偏颇，而庄子和宋玉的共同点则是懦弱的性格和保生思想。在庄子和屈原、庄子和宋玉的比较中，透过文本的表面风格的不同之处使庄子和楚文化背景中的士人的精神状态得到详尽展现。 第三章，《庄子》与西汉前期文化的悲剧精神。本章分三节，第一节，阐释西汉初期的时间断限为西汉建立到汉武帝初期，而西汉初期的文化是以楚文化为主，与其他文化迅速融合，并在汉武帝初期初步完成，其最终的完成则是到了汉昭帝时期。第二节是通过项羽的悲剧、贾谊的悲剧、刘安的悲剧入手，分析这三位具有各自个性特征的时代人物的悲剧性，解剖他们的悲剧特征分别是：项羽缺乏反思，使他从始至终都无法真正地明白自己的失误在哪里，在固执中走向了绝望，最终只是一位只具有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的乱世悲剧英雄而已，缺乏成为政治领袖的能力与条件。贾谊的悲剧则在于积极进取的政治精神与汉初历史进程的矛盾、歌颂并向往忠贞精神与洁身自好的保生意识的矛盾相叠加的结果，这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政治家悲剧，是时代悲剧的典型。刘安的悲剧则是诸侯王的地位及积极进取的精神与大一统的历史趋势的矛盾、思想的矛盾等导致的，大一统的历史趋势使身为诸侯王的刘安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抵挡历史的车轮，只是成为大家的叹息的对象而已。第三节《庄子》与西汉初期悲剧精神之关系，主要通过庄子与西汉初期的士人在悲剧精神特征方面由于受到时代差异的影响，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差异：第一，价值取向不同；第二，行为目标的差异；第三，士人精神状态的差异。在这些差异的内部却是更多实质性的相同，那就是个人与时代发展阶段的矛盾，个人能力的欠缺与对传统文化吸收的偏颇性。 第四章，结论。庄子和楚文化背景下的士人之间的共同点，使他们成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之外的一个重要内涵，他们探索如何处理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朝向最理想的目标前进。虽然，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却以自己的失败提升了自己精神，为中华民族在“中庸”之道之外增加了别样的精神风貌，使中华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