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与疫情防控有关的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秩序,给疫情防控带来相当大的反作用。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司法实践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重新被激活,用于调整疫情期间妨害传染病防治的不法行为。由于该罪名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极少适用,司法实践中对其适用问题未能达成统一的标准。虽然两高先后公布了多批涉疫、涉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的典型案件,并且在2020年12月26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也对该罪名进行了部分内容的修改,但是该罪名适用过程中仍出现一些问题。通过对该罪名立法现状以及司法现状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路径。论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定。一是传染病的内涵。二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客观要件。支持一元法益说;前置规范的范围从广义角度理解,包含有关传染病防治的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三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要件。我国通说认为本罪主观方面是过失,此外还存在“故意说”、故意论下的“客观超过要素说”、“混合过错说”等观点。第二部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考察。其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国内立法沿革。其二,分析国内外该罪名的立法现状。国外对该罪立法模式主要分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危害公共健康犯罪、危害公共卫生犯罪三种;国外一些国家规定该罪名行为方式并非列举式,区别于我国规定中的法定行为方式;国外一些国家没有限制本罪中传染病的范围;对法人犯本罪,国外一些国家强调严格责任;主观方面,域外部分地区主张“混合过错”,并为其设置不同法定刑。第三部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司法现状。第一,行为方式问题。主要是行为表现集中,在行为方式与前置法相应内容衔接存在问题。第二,刑罚适用缺陷。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实害犯与危险犯设置不同的法定刑的提议不具合理性。缺少自然人罚金刑的规定。第三,司法实践中刻意回避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方面的认定说明。第四,当罚结果和因果关系的判定。审判实践中存在对当罚结果、因果关系认定不充分现象;第五,与相关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区分困难。第四部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的完善路径。第一,“从严”刑事政策调整适用。疫情常态化的情势下,依法从严的刑事政策可以进行阶段性和区域性调整。第二,增设兜底条款及刑种。增设兜底条款与自然人罚金刑。第三,明确过失的判断标准。确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主观方面是过于自信的过失。第四,准确认定危险犯。确定本罪中危险犯为具体危险犯。因传染病犯罪的特殊性。第五,引入“疫学因果关系理论”认定因果关系。第六,区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相关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除了构成要件不同之外,在两罪发生竞合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