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战后上海市救济院妇女教养所(1946-1949),从治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角度理解社会救济,进而探讨底层女性在战后上海社会治理活动中的处境,以及阶级身份对战后上海女性性别身份造成的割裂。战后上海妇女教养所的成立既是南京国民政府社会救济制度的规定,也是战后上海动荡的社会经济形势的要求。上海妇女教养所对妇女实施教养兼施的救济政策,其职员也多有女性担任。妇女教养所将底层女性与社会隔离,对其实施严格人身管理与训练,力图将其改造为习性良好、有生产力的女国民,但救济实践中却存在大量腐败与暴力行为。受救济妇女家庭保释书中一方面自陈其境况,另一方面也回应着妇女教养所的话语与实践,保释的过程也充满着冲突和矛盾。本文将论证,在战后上海社会治理的语境中,阶级身份的不同打破了女性共同的性别身份;而在男性主导的政治话语中,中产阶级女性与底层女性都面临着主体性消解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