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固守传统文化中的“华夏中心意识”及“夏夷之辨”观念,在对来华外人的管理上实行广州一口对外体制,并对来华外人实行严密的约束和限制。人类历史步入近代以后,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已成为一股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这对中国传统体制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然而可惜的是清政府没能抓住变革管理来华外人的一口体制的大好机遇,从而使自己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为了创造对华资本扩张的有利环境,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随着中外条约的议定,清政府确立了管理来华外人的五口体制。对清政府来说,实行这一体制意在“羁縻”“夷人”,将外人在华活动限制在五口范围之内,并设法阻挠五口体制的正常推行。历史证明,清政府实行“羁縻”策略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惨重的,它使中国丧失了许多近代国家的宝贵主权,贻误了历史发展的宝贵时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政府对来华外人的管理体制开始了初步的近代化。信守条约,依约管理来华外人的方针逐步确立;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及洋务运动的开展,管理外人的各项制度也开始逐步健全。来华外人管理体制的近代化虽然合乎历史潮流,但是它的进行却十分艰难,遇到了重重阻碍。除了有识之士群体自身的局限性以外,这些阻碍大多是来自顽固守旧势力。甲午战后,随着民族灾难的日益深重,清政府对来华外人的管理体制实行了一系列维新变革。清政府采取各种新的措施加强地方政府依约管理来华外人;议定了对来华外人主动开埠的政策;并且外使觐见礼仪也实行了新的变革。但是,随着戊戌政变后中央顽固势力的迅速回潮,来华外人管理体制所取得的近代化成就受到了极大挑战。义和团盲目排外的“灭洋”风暴首先兴起于山东,继而被顽固守旧势力引向激变。而东南督抚则采取了理性的选择。清末十年,随着顽固势力的覆灭及清政府将救国的出路最终统一到近代化的理性方向上,来华外人管理体制出现了全新的气象。外使觐见礼仪在清末最终得以议定;清政府为收回领事裁判权还进行了一些努力;对来华外人主动开埠的政策也得到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