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西方思想理论的引进,意识形态领域也呈现出了多样化趋势,反映在中国史学界,则有两种比较明显的现象:其一,近代史学界普遍存在着对宏观问题研究的漠视,致使读者仅仅能了解片面的历史,是知静而不知动,知片面而不知全面。其二,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史学界大行其道,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疏离。上述现象更进一步削弱中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话语权。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看,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出现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中国历史学者在西方史学理论面前毫无抵抗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国内历史研究者逐渐脱离宏大叙事,不去思考宏观问题。既往宏大叙事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错不在“宏大叙事”本身,而在于作为历史研究主体的历史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换句话说,学者可以质疑以往宏大叙事的内容,但不应该抛弃宏大叙事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叙事形式。本文主要分析评论张海鹏在中国近代史史学研究中出现疏离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如何构建中国近代史的宏大叙事。本文以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相继演进,分析说明目前史学研究疏离宏大叙事的原因,在于后现代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质疑和挑战,以及既往宏大叙事客观性欠缺等本身缺陷,指出宏大叙事在历史研究中的必要性,呼吁宏大叙事的重返。张海鹏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著名学者,是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代表人物,一直为追求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而努力。其丰富的学术成果以及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使其成为构建近代史宏大叙事的主要代表。再次则分析张海鹏对宏大叙事的理论探索,包括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史的学科对象、近代史分期、近代史的“研究范式”、近代社会“元宝形”的发展轨迹及“谷底说”等理论思考。然后以《中国近代史》(1840——1949)、《中国近代通史》为例,分析张海鹏构建中国近代史宏大叙事的具体实践。本文将《中国近代史》(1840——1949)放在对范文澜、刘大年等老一辈史学家开创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科体系的背景下考察,认为它是在新时期下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编写《中国近代通史》的初次尝试。最后则基于前几章的分析,对张海鹏关于近代史宏大叙事的探索作出客观评价,认为张海鹏对中国近代史宏大叙事的探索有助于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发展,有助于中国近代史学界国际话语权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