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日渐从人们的生活中退场。但作为转型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冯友兰和牟宗三致力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二人都注重形上学体系的建立,因此格外注重汲取宋明理学中的哲学资源。二人均注重引入西方哲学的范畴、问题,以现代人的眼光对宋明理学中的概念、命题进行逻辑分析和批判,并最终构筑起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新理学、道德形上学体系。学思历程上,冯先生深受西方理性主义思潮影响,呈现重“智”的特点。牟先生出入逻辑学、英美实在论、康德哲学,最终复归儒家心性之学的传统,由重“智”转向重“德”。学术进路上,冯先生的形上学体系呈一种“分析的”形态,代表了非“心性儒学”的客观主义路向,借助新实在论中之共相殊相论,力图建立客观本体论的形上学。牟先生以“心性儒学”为儒学正宗,以生命为进路,借鉴康德“超绝形上学”概念,提出“道德的形上学”,继承儒家的纵贯传统。在对宋明理学分系问题上,二人的理解各有所不同和侧重。相较于冯先生强调气学,牟先生注重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学精神的契合。相较于心性之学,冯先生则突出了气学的地位,将道学看作玄学的传承。二人的分系在学理上都可以与各自学术体系自洽,但也都有其局限性,我们应以更辩证的态度去审视。在“良知”为呈现还是假设这一根本分歧上,我们可以窥见二者有三方面差异:首先,二人本体观不同:冯先生以“理”为本体,牟先生以“良知”为本体。第二,学术视域不同,冯先生只认经验层,他的“天理”是纯粹逻辑意义上的“理”。牟先生认为“经验层”外还有“超越层”。第三,对道德与人的解释方式不同。牟先生以超验方式解释道德,对“良知”有信仰,认为良知必然呈现,认为人的本质为道德。冯先生用理性的方式解释道德,不以良知为信仰,认为良知乃假设。通过二人宋明理学研究的对比,我们可以更好地梳理出宋明儒学现代化转向的发展脉络,探索儒学在当今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