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最有效的做法是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然而仅依靠市场力量无法使污染得到控制,技术创新的外部性也导致其缺乏市场激励。为此,政府需要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提高创新投入力度,实现绿色生产。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发现研究不足后确定研究目的和方向。梳理我国环境规制的发展和现状后,探讨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并从两种环境规制政策的本地创新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地区差异性等方面提出假说,然后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采用2003-2015年我国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命令型和市场型两种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从本地效应来看,两种环境规制政策的本地创新效应均较为显著,整体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趋势,且目前大部分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均能提高本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2）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两种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也表现为显著的“U”型特征,说明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且不可忽视。其中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已进入促进阶段,但仍有部分地区的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仍处于抑制阶段。（3）分地区对比分析发现,两种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存在地区差异性。命令型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U”型本地创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在中部地区仅具有“U”型的本地创新效应,而在西部地区的本地创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市场型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仅表现出“U”型的本地创新效应,但在中部地区表现为“U”型本地创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在西部地区具有倒“U”型的本地创新效应和“U”型空间溢出效应。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不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表现出差异性特征。为了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基于协同发展的理念,各地政府需要因地制宜地选择环境规制政策类型和实施强度,共同提高本地及邻近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实现发展共赢。